苏东坡传   林语堂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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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传   林语堂 著

帖子  陆海明 于 周日 九月 25 2011, 08:34

苏东坡传   林语堂 著

  译者序

  过去童子时读古文,所读传记文字,都是短篇,如《史记》的《刺客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 , 最长的也不过《项羽本纪》。唐代传奇如《虬髯客传》、《长恨歌传》则是小说,去真正史实太远。唐宋以至清代古文的传记文仍是短的散文。中国传记文章之长至排印成册者,似乎是开始于现代,但为数不多,其最为人所熟知者, 我想是林语堂英文著作的汉译本, 即《武则天正传》 (Lady Wu)及《苏东坡传》(Thy Gay Genius)。这类文学创作之出现,与过去之历史演义小说不能说毫无关系,但所受的直接影响,还是来自西方的传记文学,在英文著作中如Jame s Boswell的Life of Samuel Johnson, Giles Lytton Strachev的QueenVictoria,Life of Abraham Lincoln,The Life of Henry George 等皆是。以中国历史之长、史料之富,写名人传记的背景和基础,可算极为有利。像林语堂先生这两本名人传记,写的实在好,但可惜我们所拥有的这类书实嫌太少。是否我们的学者作家能接着再写出些本来?真令人延伫望之。
  写传记不比写小说,可任凭想像为驰骋,必须不背乎真实,但又不可缺少想像力的活动。写小说可说是天马行空,写传记则如驱骅骝、驾战车,纵然须绝尘驰骤,但不可使套断缰绝、车翻人杳,只剩下想像之马,奔驰于其大无垠的太空之中。所以写传记要对资料有翔实的考证,对是非善恶有透彻的看法,对资料的剪裁去取,写景叙事,气氛对白的安排上,全能表现艺术的手法。于是,姚姬传所主张的考据、义理、词章,乃一不可缺。也就是说,传记作家,要有学者有系统的治学方法,好从事搜集所需要的资料;要有哲学家的高超智慧的人生观,以便立论时取得一个不同乎凡俗的观点;要有文学家的艺术技巧与想像力,好赋与作品艺术美与真实感,使作品超乎干枯的历史之上,而富有充沛的生命与活力。
  在《武则天正传》的原序里,林语堂先生曾说明《武则天正传》的写法。我想其基本道理对这本传记也颇适用。他说:
  “我不是把本书当做小说写的……书中的人物、事件、对白,没有不是全根据唐书写的。不过解释说明之处,则以传记最客观的暗示含蓄为方法。事实虽然是历史上的,而传记作者则必须叙述上有所选择,有所强调,同时凭藉头脑的想像力而重新创造,重新说明那活生生的往事。”
  以上所说考据、义理、词章三要点,林语堂先生做到了,也是写传记文学的人必须做到的。
  林语堂先生的传记著作,和他的其它文学和学术著作一样,都是用英文写的。若移植回国, 自然有赖于中文翻译。他的Lady WU,我曾在十六年前在台湾南部译成《武则天正传》,在高雄新生报上连续刊载,当时该报副刊由尹雪曼先生主编。现已由德华出版社出版。翻译此书时查证中文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官名、官衙名、引用诗文等,费时费事,难之又难,饱尝其苦。因为有此经验,对《苏东坡传》的汉译,自然十分慎重,对其引用之原文及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之困难者,多暂时搁置,容后查出补入。1977年夏,见宋碧云小姐译的《苏东坡传》出版,非常兴奋。文中对中文的查证,宋小姐做得非常成功,其仔细可知,其辛勤可佩,其译文纯熟精练可喜。比卅年代一般译品文字,实有过之。拙稿既接近完成,不愿抛弃,乃续译完毕。原书中须加查考及引用部分中之尚未解决者,在感激的心情之下,便斗胆借用了,否则,拙译必致再拖延甚久,也许竟无脱稿之日,所以在拙译付印之前,愿向宋碧云小姐及远景出版社敬致万分感激之忱。
  按世界文学与学术名著译成外文者,多不止一个译本。我国之论语、道德经;希腊之依里亚德、奥德赛;希伯来文之旧约与希腊文之新约;英国之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在我国即有朱生豪与梁实秋两译本) ; 最近黄文范及宣诚两先生之汉译本《西线无战事》,即在台先后出版;所以《苏东坡传》这部名著有两个译本,也是值得的。只愧我这件粗针大麻线的活计比不上宋小姐的细工巧绣那么精致。
  本书虽属翻译,但力避卅年代弱小民族自卑心理下之欧化文体。诸如“当……时候”,“假若……的话”,“散步着”,“有着”,“被成功地实验了”,“房子被建筑好了”,“快速地跳”,“公然地反对”,‘哪些花朵们”,“诸位青年们”,“各位同学们”,“他(她)们”,“它们”,“红黄蓝白和黑”等句法文词,全避而不用。人说话时,先写某某道,不先写对白,然后再补注某某说。一个人说话,不先说半句,中间腰斩,补入谁说道,下面喘口气再补半句。这种洋说法也完全避免。没有别的,就是不愿向洋人毫无条件一面倒。还有尽量不用“地”当副词符号,而以一个“的”字代之,自然“底”字更不愿用。
  本书翻译时多承周素樱小姐代为整理稿件,褥暑长夏,代为到图书馆、书店去查阅疑难之处,助我良多,并此致谢。
  本书翻译,时作时辍,综计前后,行将两年。译稿杀青,停笔静坐。偶望窗外,树叶萧疏,已见秋意。回忆童年,读书燕市,长巷深宅,树老花繁,四季皆美,秋天为最。今日寄迹海隅,又喜秋光如故,人健如仙。名著译毕,顿感松快,得失工拙,不计也。于此附记一片喜悦心境。
  张振王于台北复旦桥燕庐

  原序

  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存心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年。1936年我全家赴美时,身边除去若干精选的排印细密的中文基本参考书之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至于在行李中占很多地方一事,就全置诸脑后了。那时我希望写一本有关苏东坡的书,或是翻译些他的诗文,而且,即便此事我不能如愿,我旅居海外之时,也愿身边有他相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力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
  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上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问的凤毛麟角,不可数数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他保持天真淳朴,终身不渝。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与利害谋算,与他的人品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诗词文章,或一时即兴之作,或是有所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 刚猛激烈, 正如他所说的“春鸟秋虫之声”;也未尝不可比做他的诗句:“猿吟鹤唤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因是之故,一直到今天,读者仍以阅读他的作品为乐,因为像他这一等人,总是关心世事,始终抗言直论,不稍隐讳的。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胥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他之写作,除去自得其乐外,别无理由,而今日吾人读其诗文,别无理由,只因为他写得那么美,那么遒健朴茂,那么字字自真纯的心肺间流出。
  一千年来,为什么中国历代都有那么多人热爱这位大诗人,我极力想分析出这种缘故,现在该说到第二项理由,其实这项理由,和第一项理由也无大差别,只是说法不同而已。那就是,苏东坡自有其迷人的魔力。就如魔力之在女人,美丽芬芳之在花朵,是易于感觉而难于说明的。苏东坡主要的魔力,是熠煜闪灼的天才所具有的魔力,这等天才常常会引起妻子或极其厚爱他的人为他忧心焦虑,令人不知应当因其大无畏的精神而敬爱他,抑或为了使他免于旁人的加害而劝阻他、保护他。他身上显然有一股道德的力量,非人力所能扼制,这股力量,由他呱呱落地开始,即强而有力在他身上运行,直到死亡封闭上他的嘴,打断了他的谈笑才停止。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一般。他能狂妄怪癖,也能庄重严肃,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他享受宴饮、享受美酒,总是热诚而友善。他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一次,他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他开起玩笑来,不分敌友。有一次,在朝廷盛典中,在众大臣之前,他向一位道学家开玩笑,用一个文词将他刺痛,他后来不得不承担此事的后果。可是,别人所不能了解的是,苏东坡会因事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只是不喜爱此等人而已。因为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所以,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的这种魔力就是我这鲁拙之笔所要尽力描写的,他这种魔力也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对他所倾倒,所爱慕的。
  本书所记载的是一个诗人、画家与老百姓之挚友的事迹。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他并不精于自谋。但却富有民胞物与的精神。他对人亲切热情、慷慨厚道,虽不积存一文钱,但自己却觉得富比王侯。他虽生性倔强、絮聒多言,但是富有捷才,不过也有时口不择言,过于心直日快;他多才多艺、好奇深思,虽深沉而不免于轻浮,处世接物,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纯然道家,但愤世嫉俗,是非过于分明。以文才学术论,他远超过其他文人学士之上,他自然无须心怀忌妒,自己既然伟大非他人可及,自然对人温和友善,对自己亦无损害,他是纯然一副淳朴自然相,故无需乎尊贵的虚饰;在为官职所羁绊时,他自称局促如辕下之驹。处此乱世,他犹如政坛风暴中之海燕,是庸妄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抗暴的勇士。虽然历朝天子都对他怀有敬慕之心,而历朝皇后都是他的真挚友人,苏东坡竟屡遭贬降,曾受逮捕,忍辱苟活。
  有一次,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最好,描写他自己也恰当不过: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所以,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
  苏东坡一生的经历,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在玄学上,他是个佛教徒,他知道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之间的表现,是永恒的精神在刹那之间存在躯壳之中的形式,但是他却不肯接受人生是重担、是苦难的说法——他认为那不尽然。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在玄学方面,他是印度教的思想,但是在气质上,他却是道地的中国人的气质。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人生最长也不过三万六千日,但是那已然够长了;即使他追寻长生不死的仙丹露药终成泡影,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
  本书正文并未附有脚注,但曾细心引用来源可征之资料,并尽量用原来之语句,不过此等资料之运用,表面看来并不明显易见。因所据来源全系中文。供参考之脚注对大多数美国读者并不实用。资料来源可查书后参考书目。为免读者陷入中国人名复杂之苦恼,我已尽量淘汰不重要人物的名字,有时只用姓而略其名。此外对人也前后只用一个名字,因为中国文人有四五个名字。原文中引用的诗,有的我译英诗,有的因为句中有典故,译成英诗之后古怪而不像诗,若不加冗长的注解,含义仍然晦涩难解,我索性就采用散文略达文意了。

  林语堂 

  第一章 文忠公

  要了解一个死去已经一千年的人,并不困难。试想,通常要了解与我们同住在一个城市的居民,或是了解一位市长的生活,实在嫌所知不足,要了解一个古人,不是有时反倒容易吗?姑就一端而论,现今仍然在世的人,他的生活尚未完结,一旦遇有危机来临,谁也不知道他会如何行动。醉汉会戒酒自新,教会中的圣人会堕落,牧师会和唱诗班的少女私奔。活着的人总会有好多可能的改变。还有,活着的人总有些秘密,他那些秘密之中最精彩的,往往在他死了好久之后才会泄露出来。这就是何以评论与我们自己同时代的人是一件难事,因为他的生活离我们太近了。论一个已然去世的诗人如苏东坡,情形便不同了。我读过他的札记,他的七百首诗,还有他的八百通私人书简。所以知道一个人,或是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与否,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是否对他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爱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爱他。喜爱哪个诗人,完全是由于哪一种癖好。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他伟大的诗之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
  在今天看来,我觉得苏东坡伟大的人格,比中国其他文人的人格,更为鲜明突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里,显露的越发充分。在我头脑里,苏东坡的意象之特别清楚明显,其理由有二。第一,是由于苏东坡本人心智上才华的卓越,深深印在他写的每一行诗上,正如我所看见的他那两幅墨竹上那乌黑的宝墨之光,时至今日,依然闪耀照人,就犹如他蘸笔挥毫是在顷刻之前一样。这是天地间一大奇迹,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上,亦复如此。莎翁诗句的遒健,是来自诗人敏感的天性与开阔豁达的胸襟,至今依然清新如故。纵然有后代学者的钻研考证,我们对莎士比亚的生活所知者仍极稀少;可是在他去世四百年之后,由于他作品中感情的力量,我们却知道了他的心灵深处。
  第二个理由是,苏东坡的生活资料较为完全,远非其他中国诗人可比。有关他漫长的一生中,多彩多姿的政治生涯那些资料,存在各种史料中,也存在他自己浩繁的著作中,他的诗文都计算在内,接近百万言,他的札记、他的遗墨、他的私人书信,在当代把他视为最可敬爱的文人而写的大量的闲话漫谈,都流传到现在了。在他去世后百年之内,没有一本传记类的书不曾提到这位诗人的。宋儒都长于写日记,尤以司马光、王安石、刘挚、曾布为著名;勤奋的传记作者如王明清、邵伯温。由于王安石的国家资本新法引起的纠纷,和一直绵延到苏东坡一生的政坛风波的扰攘不安,作家都保存了那一时代的资料,其中包括对话录,为量甚大。苏东坡并不记日记。他不是记日记那一类型的人,记日记对他恐怕过于失之规律严正而不自然。但是他写札记,遇有游山玩水、思想、人物、处所、事件,他都笔之于书,有的记有日期,有的不记日期。而别人则忙于把他的言行记载下来。爱慕他的人都把他写的书简题跋等精心保存。当时他以杰出的书法家出名,随时有人恳求墨宝,他习惯上是随时题诗,或是书写杂感评论,酒饭之后,都随手赠与友人。此等小简偶记,人皆珍藏,传之子孙后代,有时也以高价卖出。这些偶记题跋中,往往有苏东坡精妙之作。如今所保存者,他的书简约有八百通,有名的墨迹题跋约六百件。实际上,是由于苏东坡受到广泛的喜爱,后来才有搜集别的名人书札题跋文字印行的时尚,如黄山谷便是其一。当年成都有一位收藏家,在苏东坡去世之后,立即开始搜集苏东坡的墨迹书简等,刻之于石、拓下榻片出卖,供人做临摹书法之用。有一次,苏东坡因对时事有感而作的诗,立刻有人抄写流传,境内多少文人争相背诵。苏东坡虽然发乎纯良真挚之情,但内容是对政策表示异议,当时正值忠直之士不容于国都之际,当权者之愤怒遂集于他一人之身,情势严重,苏东坡几乎险遭不测。他是不是后悔呢?表面上,在他的贬滴期间,对不够亲密的朋友他说是已然后悔,但是对莫逆之交,他说并无悔意,并且说,倘遇饭中有蝇,仍须吐出。由于他精神上的坦白流露,他也以身列当时高士之首而自伤,在与心地狭窄而位居要津的政客徒然挣扎了一番之后,他被流放到中国域外的蛮荒琼崖海岛,他以坦荡荡之胸怀处之,有几分相信是命运使然。
  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生活中竟有如此的遭遇,他之成为文人窃窃私语的话柄,尊重景仰的话题,尤其是在去世之后,乃是自然之事。若与西方相似之人比较,李白,一个文坛上的流星,在刹那之间壮观惊人的闪耀之后,而自行燃烧消灭,正与雪莱、拜伦相近。杜甫则酷似弥尔顿,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学富而文工,以古朴之笔墨,写丰厚之情思。苏东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以人物论,颇像英国的小说家赛克瑞(Thackeray );在政坛上的活动与诗名,则像法国的雨果;他具有的动人的特点,又仿佛英国的约翰生。不知为什么,我们对约翰生的中风,现在还觉得不安,而对弥尔顿的失明则不然。倘若弥尔顿同时是像英国画家根兹博罗,也同时像以诗歌批评英国时事的蒲普,而且也像英国饱受折磨的讽刺文学家绥福特,而没有他日渐增强的尖酸,那我们便找到一个像苏东坡的英国人了。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今天我们之所以喜爱苏东坡,也是因为他饱受了人生之苦的缘故。
  中国有一句谚语,就是说一个人如何,要“盖棺论定”。人生如梦,一出戏演得如何,只有在幕落之时才可以下断语。不过有这种区别——人生是如同戏剧,但是在人生的戏剧里,最富有智慧与最精明的伶人,对于下一幕的大事如何,也是茫然无知。但是真正的人生,其中总包含有一种无可避免的性质,只有最好的戏剧才庶乎近之。因此在给过去的人写一本传记时,我们能把一场一场已经完成的戏,逐一观看,观看由人内在的气质与外在的环境所引起的必要的发展,这自然是一项重大的方便。在我将《苏东坡传》各章的资料钻研完毕之后,并且了解了为什么他非要有某些作为不可,为什么非要违背他弃官归隐的本意,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中国的星象家,给一个人细批终身,预卜未来,那么清楚,那么明确,事故是那么在命难逃。中国的星象家能把一个人的一生,逐年断开,细批流年,把一生每年的推算写在一个折子上,当然卦金要远高出通常的卜卦。但是传记家的马后课却总比星象家的马前课可靠。今天,我们能够洞悉苏东坡穷达多变的一生,看出来那同样的无可避免的情形,但是断然无疑的是,他一生各阶段的吉凶祸福的事故,不管过错是否在他的星宿命运,的确是发生了,应验了。
  苏东坡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一0 三六),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一O 一)逝世。是金人征服北宋的二十五年之前。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仁宗)年间长大,在一个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神宗) 在位期间做官, 在一个十八岁的呆子(哲宗)荣登王位之时遭受贬滴。研究苏东坡传记,同时也就是研究宋朝因朋党之争而衰微,终于导致国力耗竭,小人当政。凡是读《水淋传》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政治***,善良的百姓都因躲避税吏贪官,相继身入绿林而落草为寇,成了梁山上的英雄好汉了。
  在苏东坡的青年时期,朝廷之上有一批淳儒贤臣。到北宋将亡之际,此等贤臣已悉数凋零,或是丢官去位。在朝廷第一次迫害儒臣,排除御史台的守正不阿之士,而由新法宰相王安石位置的若于小人取而代之,此时至少尚有二十余位纯良儒臣,宁愿遭受奸究之毒手,不肯背弃忠贞正义。等到第二次党争祸起,在愚痴的童子帝王统治之下,忠良之臣大多已经死亡,其余则在流谪中弃世。宋朝国力之消弱,始自实行新法以防“私人资本之剥削”,藉此以谋“人民”之利益,而由一个狂妄自信的大臣任其事。对国运为害之烈,再没有如庸妄之辈大权在握,独断独行时之甚的了。身为诗人哲人之苏东坡,拼命将自己个人之平实常识,向经济学家王安石的逻辑对抗。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与中国当时所付出的代价,至今我们还没有弄个清楚。
  王安石在热衷于自己那套社会改革新法之下,自然为目的而不择手段,自然会将倡异议之人不惜全予罢黜,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张,永远是为害甚大的。因为在一项主张成为不可侵犯之时,要实现此一目的的手段,便难免于残忍,乃是不可避免之事。当时情况如此,自然逃不出苏东坡的慧眼,而且兹事体大,也不是他可以付之轻松诙谐的一笑的。他和王安石是狭路相逢了;他俩的冲突决定了苏东坡一生的宦海生涯,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
  苏东坡和王安石,谁也没活到亲眼看见他们相争的后果,也没看到北方异族之征服中国,不过苏东坡还活到亲眼看见那广事宣传的新政的恶果。他看见了王安石那么深爱的农民必须逃离乡里,并不是在饥谨旱涝的年月,而是在五谷丰登的年月,因为他们没能清还硬逼他们向官家借的款项与利息,因此若胆敢还乡,官吏定要捕之入狱的。苏东坡只能为他们呼天求救,但是却无法一施援手。察访民情的官员,奸伪卑劣,以为对此新政新贵之缺点,最好装聋做哑,一字不提,因为当权诸公并非不知;而对新政之优点,乃予以粉饰夸张,锦上添花。说漫天之谎而成功(倘若那些谎言漫天大,而且又说个不停),并不是现代人的新发明。那些太监也得弄钱谋生。在这种情形之下,玩法弄权毫不负责之辈,就以国运为儿戏,仿佛国破家亡的后果他们是可以逃脱的。苏东坡勉强洁身自全,忍受痛苦,也是无可奈何了。皇帝虽有求治的真诚愿望,但听而不聪,误信人言,终非明主,焉能辞其咎?因为在国家大事上,他所见不明,他每每犯错,而苏东坡则料事无误。在实行新政神圣不可侵犯的名义之下,百姓只有在朝廷的高压政治之下辗转呻吟。在疯狂的争权夺利之中,党派的狂热,竟凌驾乎国家的利益之上。国家的道德力量、经济力量一大为削弱。正如苏东坡所说,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很容易被来自西伯利亚的敌人征服了。群小甘心充当北方强邻的傀儡,名为区域独立,而向金人臣服。在此等情形之下,无怪乎朝廷灭亡,中国不得不迁往江南了。宋室官室在北方铁蹄之下化为灰烬之后。历史家在一片焦瓦废墟中漫步之时,不禁放目观望,胸头沉思,以历史家的眼光,先知者的身份,思索国家百姓遭此劫难的原因,但是时过境迁,为时已迟了。
  苏东坡去世一年,在当权的群小尚未把长江以北拱手奉送与来自穷沙大漠的他们那异国的君王,一件历史上的大事发生了。那就是有名的元佑党人碑的建立,也是宋朝朋党之争的一个总结。元佑是宋哲宗的年号(一0八六——一0九三),在这些年间,苏东坡的蜀党当权。元佑党人碑是哲宗元佑年间当政的三百零九人的黑名单,以苏东坡为首。碑上有奉圣旨此三百零九人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皇家子女亦不得与此名单上诸臣之后代通婚姻,倘若已经订婚,也要奉旨取消。与此同样的石碑要分别在全国各县树立;直到今天,中国有些山顶上还留有此种石碑。这是将反对党一网打尽,斩尽杀绝的办法,也是立碑的群小蓄意使那些反对党人千年万载永受羞辱的办法。自从中国因王安石变法使社会衰乱,朝纲败坏,把中国北方拱手让与金人之后,元佑党人碑给人的观感,和立碑的那群小人的想法,可就大为不同了。随后一百多年间,碑上人的子孙,都以碑上有他们祖先的名字向人夸耀。这就是元佑党人碑在历史上出名的缘故。实际上,这些碑上的祖先之中,有的并不配享有此种荣耀,因为在立碑时要把反对党赶尽杀绝,那群小人便把自己个人的仇敌的名字也擅自列入了,所以此一黑名单上的人是好坏兼而有之的。
  在徽宗崇宁五年(—一0 六)正月,出乎神意,天空出现辇星,在文德殿东墙上的元佑党人碑突遭电击,破而为二。此是上天降怒。毫无疑问,徽宗大惧,但因怕宰相反对,使人在深夜时分偷偷儿把端门的党人碑毁坏。宰相发现此事,十分懊恼,但是却大言不惭的说道:“此碑可毁,但碑上人名则当永记不忘!”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如愿以偿了。
  雷电击毁石碑一事,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越来越大。他死后的前十年之间,凡石碑上刻有苏东坡的诗文或他的字的,都奉令销毁,他的著作严禁印行,他在世时一切官衔也全予剥夺。当时有作家在杂记中曾记有如下文句:“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崇宁大观间,海外苏诗盛行。是时朝廷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雷击石碑后五年,一个道士向徽宗奏称,曾见苏东坡的灵魂在玉皇大帝驾前为文曲星,掌诗文。徽宗越发害怕,急将苏东坡在世时最高之官爵恢复,后来另封高位。为苏东坡在世时所未有。在徽宗政和七年(——一七)以前,皇家已经开始搜集苏东坡的手稿,悬价每一篇赏制钱五万文。太监梁师成则付制钱三十万文购买颖州桥上雕刻的苏东坡的碑文(早已经人小心翼翼的隐藏起来),这笔钱在当时的生活来说,是够高的价钱。另外有人出五万制钱购买一个学者书斋上苏东坡题匾的三个字。这时苏东坡的诗文字画在交易上极为活跃,不久之后,这些宝贵的手稿不是进入皇宫成了御览之宝,便成了富有的收藏家手中的珍品。后来金人攻下京师,特别索取苏东坡和司马光的书画,作为战利品的一部分,因为苏东坡的名气甚至在世时已经传到了塞外异族之邦。苏东坡的手稿书画中的精品,有一部分,敌人用车装运到塞外,同时徽、钦二帝也随车北掳,竟至客死番邦(当时徽宗已让位于儿子钦宗)。苏东坡遗留下的文物未遭毁灭者,也由收藏家运到了江南,始得以保存于天地之间。
  苏东坡业已去世,有关时政的感情冲动的争斗风暴也已过去,南宋的高宗皇帝坐在新都杭州,开始阅读苏东坡的遗著,尤其是他那有关国事的文章,越读越敬佩他谋国之忠,越敬佩他的至刚大勇。为了追念苏东坡,把苏东坡的一个孙子苏符赐封高官。所有这些举动,都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地位达到巅峰。到孝宗乾道六年,赐他溢号文忠公,又踢太师官阶。皇帝对他的天才写照,至今仍不失为最好的赞词。到今天,各种版本的苏文忠公全集上的卷首,都印有皇帝的圣旨,和皇帝钦赐的序言。兹将封他为大师之位的那道圣旨转录于后:
  敕。朕承绝学于百圣之后,探微言于六籍之中。将兴起于斯文,爱缅怀于故老。虽仪刑之莫睹,尚简策之可求。揭为儒者之宗,用锡帝师之宠。故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资政殿学士溢文忠苏武,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打,论事肯卑于陆赞。方嘉括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纷更,乃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夺者烧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佑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论世。税九原之可作,庶千载以闻风。惟而英爽之灵,服我衰衣之命。可特赠太师。余如故。
  由此观之,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二则是由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的人品道德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他的风格文章之美则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我不相信我们会从内心爱慕一个品格低劣无耻的作家,他的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孝宗赐予《苏东坡集》的序言就盛赞他浩然正气的伟大,这种正气就使他的作品不同于那些华丽柔靡之作,并且使他的名气屹立如山,不可动摇。
  但是,现代我们不要忘记苏东坡主要是个诗人作家。他当然是以此得名的。他的诗文中有一种特质,实在难以言喻,经过翻译成另一种文字后,当然更难以捉摸。杰作之所以成为杰作,就因为历代的读者都认为“好作品”就是那个样子。归根结底来说,文学上万古不朽的美名,还是在于文学所给予读者的快乐上,但谁又能说究竟怎样才可以取悦读者呢?使文学作品有别于一般作品,就在于在精神上取悦于人的声韵、感情、风格而已。杰作之能使历代人人爱读,而不为短暂的文学风尚所掩没,甚至历久而弥新,必然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发乎肺腑的“真纯”,就犹如宝石之不怕试验,真金之不怕火炼。苏东坡写信给谢民师时说:“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论贵贱也。”
  可是,使作品经久而不失其魔力的“真纯”又为何物?苏东坡对写作与风格所表示的意见,最为清楚。他说作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词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词达。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在此为风格做解释,苏东坡很巧妙的描写了他自己的为文之道,其行止如“行云流水”,他是把修词作文的秘诀弃之而不顾的。何时行,何时止是无规矩法则可言的。只要作者的情思美妙,他能真实精确的表达出来,表达得够好,迷人之处与独特之美便自然而生。并不是在文外附着的身外之物。果能表现精妙而能得心应手,则文章的简洁、自然、轻灵、飘逸,便能不求而自至,此处所谓文章的简洁、自然、轻灵、飘逸,也就是上好风格的秘诀。文章具有此等特性,文章便不致于索然无味,而我们也就不怕没有好文章读了。
  不管怎么说,能使读者快乐,的确是苏东坡作品的一个特点。苏东坡最快乐就是写作之时。一天,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苏东坡的文字使当代人的感受,亦复如此。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新写的一篇文章,他就欢乐终日。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告诉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着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便在苏东坡贬谪在外时,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但是皇上对苏东坡的感叹赞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必使神宗在世一日,使苏东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
  有一次,苏东坡写文章力辩文章本身使人感到快乐的力量,就是文学本身的报酬。他在世的最后一年,有时他曾想抛弃笔墨根本不再写作,因为他一辈子都是以笔买祸。他在给刘行的回信中说:“端穷困,本坐文字。盖愿到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过文更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如此知文章如金玉珠具,未易鄙弃也。”作者自由创作时,能自得其乐,读者阅读时,也觉愉悦欢喜,文学存在人间,也就大有道理了。
  苏东坡天赋的才气,特别丰厚,可以说是冲破任何界限而不知其所止。他写诗永远清新,不像王安石的诗偶尔才达到完美的境界。苏诗无须乎获得那样完美。别的诗人作诗限于诗的词藻,要选用一般传统的诗的题材,而苏东坡写诗不受限制,即便浴池内按摩筋骨亦可入诗,俚语俗句用于诗中,亦可听来入妙。往往是他在作诗时所能独到而别的诗人之所不能处,才使他的同道叹服。他对文学上主要的贡献,是在从前专限于描写闺怨相思的词上,开扩其领域,可以谈道谈禅,谈人生哲理,而且在冒极大之危险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形之下成功了。因为他经常必须在饭后当众做诗,通常他比别人写起来快,也写得好。他的思想比别人清新,类比典故也比别人用得恰当。有一次在黄州为他送行的筵席上,一个歌妓走到他面前,求他在她的披肩上题诗,但是苏东坡从来没听说有此一歌妓。立即吩咐她研墨,拿笔立即开头写道:东坡四年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淇。至此停下,接着与朋友说话。在座的人以为这是很平淡无味的起头,而且仅仅两句,全诗尚未完稿。东坡继续吃饭谈笑。李琪上前求他把诗写完。东坡又拿起笔来,将此首七绝的后两句一挥而就: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
  此诗音韵谐和,犹如一粒小宝石,有轻灵自然之美。对李琪的恭维恰到好处,因而使此一黄州歌妓的芳名也永垂不朽了。中国诗的韵律很严,在用典故时需要高度的技巧,在和别人的诗时,也要用同样的字,押同样的韵。不知何故、苏诗的韵,总比别人的用韵自然,并且他的用典,经仔细看来,含义更深。在写散文时,他笔力所及,至为广阔,自庄严纯正的古文风格,至轻松曼妙叩人心弦的小品,无所不能,各臻其妙。东坡之以大家称,不无故也。
  因此之故,苏东坡在中国是主要的诗人和散文家,而且他也是第一流的画家、书家,善谈吐,游踪甚广。天生聪慧,对佛理一触即通,因此,常与僧人往还,他也是第一个将佛理入诗的。他曾猜测月亮上的黑斑是山的阴影。他在中国绘画上创出了新门派,那就是文人画,而使中国艺术增加了独特的优点。他也曾开凿湖泊河道,治水筑堤。他自己寻找草药,在中国医学上他也是公认的权威。他也涉猎炼丹术,直到临去世之前,他还对寻求长生不死之药极感兴趣。他曾对神恳求,与妖魔争辩,而且有时他居然获胜。他想攫取宇宙间的奥秘,不幸未竟全功,只成功了一半,乃一笑而逝。
  倘若不嫌“民主”一词今日用得太俗滥的话,我们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极讲民主精神的人,因为他与各行各业都有来往,帝王、诗人、公卿、隐士、药师、酒馆主人、不识字的农妇。他的至交是诗僧、无名的道士,还有比他更贫穷的人。他也喜爱官宦的荣耀,可是每当他混迹人群之中而无人认识他时,他却最为快乐。他为杭州、广州兴办水利。建立孤儿院与医院,创监狱医师制度,严禁杀婴。在王安石新法的社会改革所留下的恶果遗患之中,他只手全力从事救济饥荒,不惜向掣肘刁难的官场抗争。当时似乎是只有他一个人关心那千里荒旱,流离饿浮。他一直为百姓而抗拒朝廷,为宽免贫民的欠债而向朝廷恳求,必至成功而后已。他只求独行其是,一切付之悠悠。今天我们确实可以说,他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第二章 眉山

  自长江逆流而上,经汉口,过名满天下的三峡,便进入了中国西南的一大省份——四川,再沿江上行,过重庆,直到水源,便可看见一尊大石佛,其高三百六十英尺,是由江边一个悬崖峭壁雕刻而成。在此四川省西部的边界,在雄伟高耸的峨眉山麓,就是乐山,当年在苏东坡时名为嘉州,岷江就在此处流入长江。岷江自大西北原始部落聚居的山岭上,汹涌澎湃奔流而至,与来自峨眉的另一河流汇合后,直向乐山的大石佛奔腾而来,洪流渐渐折向东南,然后向东,便一直流入中国海。在千年万古为阴云封闭的峨眉山的阴影中,在乐山以北大约四十英里之外,便是眉州的眉山城,在中国文学史上,这座小镇以当地一个杰出的文学世家出了名。这一家便是苏家,亦即人所周知的三苏。父亲苏洵,生有二子,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次子苏辙,字子由,父子三人占唐宋八大家中的三席之地。
  在乐山,当年也和现在一样,旅客可以乘一小舟自玻璃江逆流而上直到眉山。玻璃江因其水色而得名,因为在冬季,水色晶莹深蓝,夏季之时,急流自山峦间奔流而至,水色深黄。玻璃江为岷江一支流,因眉山位于乐山与四川省会成都两地之间,凡欲赴省会之旅客,必须经过眉山。若坐帆船上行,可以看见蟆颐山临江而立。山势低而圆,与江苏之山形状相似。此处即是眉山,即三苏的故乡。幸亏战国时代李冰的治水天才,当地才有完整的水利灌溉沟渠,千余年来,在良好维护之下,始终功能完好,使川西地区千年来沃野千里,永无水患。蟆颐山的小山丘下,稻田、果园、菜圃,构成广漠的一带平原,竹林与矮小的棕树则点缀处处。自南方进入眉山镇,沿着整洁的石板路走,便可达到城镇的中心。
  眉山并非一个很大的城市,但住家颇为舒适。一个现代诗人曾描述眉山,他说眉山镇上街道整洁,五六月间荷花盛放,最为有名。当地种植荷花已成一项庞大行业,因为邻近各市镇的荷花贩子都来此地采购荷花。人在街上步行之时,会见到路旁许多荷花池,花朵盛开,香气袭人。在纱毅巷,有一座中等结构的住宅。自大门进入,迎面是一个漆有绿油的影壁,使路上行人不致于看见住宅的内部。影壁之后,出现一栋中型有庭院的房子。在房子附近,有一棵高大的梨树,一个池塘,一片菜畦。在这个小家庭花园之中,花和果树的种类繁多,墙外是千百竿翠竹构成的竹林。
  宋仁宗景佑三年(一O 三六)十二月十九日,在这栋房子里,一个婴儿脚踢着襁褓的包布,发出了啼声。自从第一个儿子夭折之后,这个初生的婴儿便成了这家的长子。现在在这儿乘着这个婴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也可以说只像其他的婴儿一个样的活动之时,我们利用这段时光把这一家大略看一下吧。不过关于这个孩子的生日先要说一说,不然会使海外中国传记的读者感到纷乱。在中国,小儿初生便是一岁,这是由中国人历来都愿早日达到受人尊敬的高龄的缘故。第一个新年一到,人人都长了一岁,那个婴儿就是两岁。根据中国的计算法,一个人在他生日前来算,他总比实际年龄大两岁,在生日之后算,总是大一岁。在本书里,年龄是按西方计算的,不再精确估计生日。不过在论到苏东坡,还是要顾到一点儿精确。因为他一降生就是一岁大,那是十二月十九日,再新年来临,他就已经两岁大——实际上他还不足半个月。因为他的生日是在年终,按中国年岁计算,他总是比实际年龄小两岁。
  关于他的生日要说的第二件事,他的降生是在天蝎宫之下。照他自己的话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生饱经忧患的原因,不管是好谣言,坏谣言,他总是语言的箭垛,太好的谣言,他当之有愧;太坏的谣言,他无端受辱。这种命运和韩愈的命运相似。韩愈降生也是属于同样的星座,韩愈也是因固执己见而被朝廷流放。
  那栋宅院中,一间屋子墙的正中,挂着一张仙人的画像,画的是八仙中的张果老。婴儿的父亲苏洵,现年二十七岁,正是一生中精神上多灾多难的岁月。他在市场上看见这张画像,乃用一只玉锅子换来的。在过去的七年之中,每天早晨他向这幅张果老像祷告。数年前他妻子已经生了一个女孩儿,再生的就是那个夭折的孩子。他过去一直盼望生个儿子,现在是如愿以偿了。他必然是非常快乐;并且我们也知道,当时他正在饱受屈辱折磨,痛苦万分。
  苏家总算是个小康之家,自己有田产,也许比一般中产之家还较为富有。家中至少有两个使女,并且家里还能给苏东坡和他以前姐姐各雇用一个奶妈。等弟弟辙生下时,家中还能再雇一个奶妈。奶这兄弟二人的两个奶妈,按照中国的习惯,要一直跟她们照顾到成年的孩子过活一辈子。
  苏东坡一降生,祖父仍然健在,正是六十三岁。以前年轻时,生得高大英俊,身体健壮,酒量极大,慷慨大方。后来有一天,苏东坡已经成为当代公认的文坛泰斗,官居翰林学士知制法之职,家已移居在开封城皇宫附近。一天,几个至交与仰慕他的人前去拜访,正好那天是他祖父的寿诞之期,他就开始向来客述说这位怪老汉的几件趣事。老人不识字,但是人品不凡。那时他们正住在乡间,自己广有田地。他祖父不像别家那样储存食米,他却以米换谷,在自家谷仓中存了三四万石之多。别人不知道他何以如此。随后荒年歉收,他祖父乃开仓散粮,先给他自己的近族近亲,然后才轮到他妻子的娘家人、再后给他家的佃农,最后给同村的贫民。这时别人才知道他当初为什么广存稻谷——因为稻谷可藏数年,而稻米天潮时则易霉坏。他祖父衣食无忧,优哉游哉,时常携酒一樽,与亲友在青草地上席地而坐,饮酒谈笑,以遣时光。大家饮酒高歌,规矩拘谨的农人都大为吃惊。
  一天,老汉正在喝酒取乐,重要消息来到了。他的二儿子,苏东坡的叔父,已赶考高中。在邻近还有一家,儿子也是同样考中。那是苏东坡的外祖母程家。因为苏程连亲,所以可以说是双喜临门。程家极为富有,算得是有财有势,早就有意大事铺张庆祝,而苏家的老汉则并无此意。知父莫如子,苏东坡的叔叔亲自派人由京中给老人家送上官家的喜报,官衣官帽,上朝用的饬板,同时还有两件东西,就是太师椅一张,精美的茶壶一个。喜信到时,老汉正在醒醒大醉,手里攒着一大块牛肉吃。他看见行李袋里露出官帽上的红扣子,一下子就明白了。但是当时酒力未消,他拿起喜报,向朋友们高声宣读,欢乐之下,把那块牛肉也扔在行李袋里,与那喜报官衣官帽装在一处。他找了一个村中的小伙子为他背行李袋,他骑着驴,往城走去。那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日子。街上的人早已听到那个考中的消息,等一看见酪配大醉的老汉骑在驴背上,后面跟着一个小子扛着一件怪行李,都不禁大笑。程家以为这是一件令人丢脸的事。而苏东坡则说只有高雅不俗之士才会欣赏老人质朴自然之美。此老汉也是一个思想开通的人。一天,他在大醉之下,走进一座庙里,把一尊神像摔得粉碎。他原来早已对那尊像怀有恶感,并且那尊神像全村人都很惧怕,更可能的理由是对那庙里的庙视存有敌意,因为他常向信徒们勒索钱财。
  苏东坡的酒量倒不是由祖父那里继承而来,但是他的酒趣则是得自祖父,以后不难看出。这位不识字的老汉的智慧才华,原是在身上深藏不露,结果却在他儿子的儿子的身上光荣灿烂的盛放了。身心精力过人的深厚,胸襟气度的开阔,存心的纯厚正直,确都潜存在老人的身上。苏家在当地兴起,和别的望族世家之兴起一样,也是合乎无限的差异变化与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的。对于苏东坡外婆家的才智如何,我们尚无明证,但是苏程两家血统的偶然混合,不知在何种情形之下,竟产生了文学天才。
  此外,祖父对他孙子的文学生活并无何苦大的影响,只是一点,祖父的名字是“序”。当年对一个作家而言,这确是最为难的事,因为苏东坡是个名作家,必须写很多序。苏东坡若用“序”这个字,便是对祖先失去尊敬。于是他只好把他作品中所有的“序”,都改称之为“引”。不称父母与祖父母的名讳,在中国是很古老的风俗,有时候十分麻烦。尤其父亲的名字是很普通的字时为甚。在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皇皇巨著中,我们找不到一个“谈”字,因为“谈”是他父亲的名字。有一个人名叫“赵谈”,司马迁竟擅自改为“赵通”。同样,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必须避开他父亲的名字“泰”,所以今天我们在他那一百二十卷的大作中找不到一个“泰”字。诗人李翱的父亲名“今”,于是此位诗人必须用一个古字代替现代这个普通字“今”。这种禁忌是由禁写当朝皇帝名字的禁忌而起。科举考试时,考生的名字之中若有一个字与当朝已驾崩的皇帝的名字相同,则被逐出考场。可是皇帝通常总是称年号或溢法,而不称名,所以就有不少考生忘记了皇帝的名字,而真被逐出考场。有时一个皇帝也会在这方面犯了禁忌,因为谁也不易随时记着十代祖先的名字。一次,一个皇帝一时没记清楚,在给一座亭子起名字时用错了字,忽然想起来犯了禁忌,误用祖先之名。于是,刚为那个亭子颁赐了名字,立刻又改换。
  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天性沉默寡言,就其政治上的抱负而言,他算是抑郁终身,不过在去世之前,他想追求的文名与功名,是在他两个儿子身上出现了。苏洵秉赋颖异,气质谨严,思想独立,性格古怪,自然不是与人易于相处的人。直至今日,人人都知道他到二十七岁时,才发愤读书。大人常举这件事来鼓励年轻人,告以只要勤勉奋发,终会成功的。当然,聪明的孩子也许会推演出相反的结论,那就是孩童之时不一定非要专心向学。事实上,苏洵在童年并非没有读书作文学习的机会,而似乎是,苏洵个性强烈,不服管教,必又痛恨那个时代的正式教育方式。我们都知道好多才气焕发的孩子确是台此。若说他在童年时根本没读书写字作文章,恐非事实。他年轻之时,必然给程家有足够好的印象,不然程家不会愿意把女儿嫁给他的。另外,同样令人惊异的是,他晚到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而能文名大噪,文名不为才气纵横的儿子的文名所掩,这究属极不寻常之事。
  大约他得了长子之后,自己才态度严肃起来,追悔韶光虚掷,痛自鞭策。他看到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内兄,还有两个姐丈,都已科考成功,行将为官做吏,因而觉得含羞带愧,脸上无光。此等情事,即便平庸之才,都会受到刺激,对一个天赋智力如此之高的人,当时的情形一定使他无法忍受,今日由他的文集中所表现的才智看,我们对此是不难了解的。在苏洵给他妻子(苏东坡的母亲)的祭文里,他表示妻子曾激励他努力向学,因为那位程家小姐是曾经受过充分的良好教育的。祖父对他儿子并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什么,在他眼里,他这个儿子,无论从哪方面看,只是一个倔强古怪的孩子,虽有天才却是游手好闲不肯正用。有朋友问他,为什么他儿子不用心读书而他也不肯管教,他很平静的回答说:“这个我不发愁。”他的话暗示出来他那才气焕发而不肯务正的儿子总有一天会自知犯错,会痛改前非,他是坚信而不移的。
  四川的居民,甚至远在宋代,就吃苦耐劳,机警善辩,有自恃自治的精神,他们像偏远地区的居民一样,依然还保持一些古老的风俗文化。由于百年前本省发明了印刷术,好学之风勃然兴起,在苏东坡的时代,本省已经出了不少的官员学者。其学术的造诣都高于当时黄河流域一带,因为在科举时,黄河一带的考生都在作诗方面失败。成都是文化中心,以精美的信笺,四川的锦缎,美观的寺院出名。还有名妓,才女,并且在苏东坡出世百年以前,四川还出了两个有名气的女诗人。那些学者文人在作品上,不同于当时其他地区文章浮华虚饰的纤丽风格,仍然保有西汉朴质速健的传统。
  在当年,也和如今一样,四川的居民都耽溺于论争,酷爱雄辩的文章。甚至在中等社会,谈话之时都引经据典,富有妙语佳趣,外省人看来,都觉得充满古雅精美的味道。苏东坡生而辩才无碍,口舌之争,决不甘拜下风。他的政论文章,清晰而有力,非常人可望其项背,数度与邪魔鬼怪的争辩,自然更不用提了。东坡和他父亲,被敌人攻击时,都比之为战国诡辩游说之士,而友人则誉之为有孟阿文章的雄辩之风,巧于引喻取譬,四川人为律师,必然杰出不凡。
  就因为这种理由,眉州人遂有“难治”之称。苏东坡一次辩称:此地居民,不同于教养落后之地,不易为州官所欺。士绅之家,皆置有法律之书,不以精通法律条文为非。儒生皆力求遵守法律,亦求州官为政不可违法。州官若贤良公正,任期届满之时,县民必图其像,悬于家而跪拜之,铭之于心,五十年不能忘。当地人像现代的学生一样,新教师初到任,他们要对他施以考验。州官若内行干练,他们决不藉故生非。新州官若但有扰民傲慢之处,以后使他为难棘手之事多矣。正如苏东坡所说,眉州之民难治,非难治也,州官不知如何治之耳。
  在眉州那些遗风古俗之外,民间还发展出一项社会的门阀制度。著有名声的世家列为甲等乙等,而称之为“江卿”。江卿之家不与普通人家通婚嫁,只要对方非江卿一等,再富而有势,亦不通融。另外,农民之间有一种完美的风俗。每年二月,农人开始下田工作。四月份以前拔除野草。农人数百之众,共同动手。选出二人管理,一人管钟漏,一人管击鼓。一天的开工收工完全听从鼓声。凡迟到与工作不力者皆受处罚交纳罚金。凡因多而工作人少者,都捐款归公。收割已毕,农民齐来,盛筵庆祝,击破陶土做的钟漏,用所收的罚金与指派的捐款,购买羊肉美酒,共庆丰收。这项典礼开始时,先祭农神,然后大吃大喝,直至兴尽,才各自归家。

  第三章 童年与青年

  苏东坡八岁到十岁之间,他父亲晋京赶考。落第之后,到江淮一带游历,母亲在家管教孩子。这段期间内,家中发生一件事,宋史苏东坡的传记与苏辙为他母亲写的长篇碑文里,都有记载。母亲那时正教孩子后汉书。书上记载后汉时朝政不修,政权落入阉宦之手,当时书生儒士反抗不阴不阳的小人统治。贪婪,纳贿,勒索,滥捕无辜,是经常有的。因为地方官都是那些太监豢养的走狗小人,忠贞廉正之士和太学生,竟不惜冒生命之险,上书弹劾奸党。改革与抗议之声,此起彼落,调查与审讯之事,层出不穷。当时学者与太学生辈,在朝廷圣旨颁布之下,或遭皮肉之苦,或遭迫害折磨,或遭谋杀丧命。
  在这群正人学者之中,有一个勇敢无畏的青年,名叫范滂,而苏询的妻子正教儿子读的就是《范滂传》。
  建宁二年,送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闻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日:“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缓,弓怖俱亡,日:“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日:“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由母日:“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日:“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日:“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小东坡抬头望了望母亲,问道:“妈,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人,您愿不愿意?”母亲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东坡六岁入学。这个私塾不算小,有学童一百多人,只有一个老师,是个道士。苏东坡那副绝顶聪明的幼小头脑,很快就显露出来,在那么多的学童之中,苏东坡和另外一个学生是最受老师夸奖的。那个学生是陈太初,后来也考中科举,但是出家做了道士,一心想求道成仙去了。陈大初在晚年时,一直准备白昼飞升。一天,他去拜访一个朋友。朋友给他食物金钱。他出门之后,把那食物金钱全散与穷人,自己在门外盘膝打坐,在不食人间烟火之下,就准备脱离此红尘扰攘的人间世。几天之后,他呼吸了最后一口气就不动弹。那位朋友叫仆人把他的尸体移走。但是当时正是新年元旦,在一年如此吉祥的日子,仆人们不愿去搬运尸体。但是死人说了话:“没关系,我可以自己搬运。”他立起身来,自己走到野外,在一个更为舒适的地方死去。这就是一般所谓道家修炼之士的“白昼飞升”。
  幼年时,苏东坡在读书之外,富有多方面的兴趣。下学之后,他就回家往鸟巢里窥探。他母亲已经严格告诫东坡与家中的使女,不得捕捉鸟雀。因此之故,数年之后,鸟雀知道在庭园里不会受害,有的就在庭园的树枝上做巢,低得孩子们都可以望得见。有一只羽毛极其美丽鲜艳的小鸟,一连数日到他家的庭园去,苏东坡对这只小鸟记得特别清楚。
  有时,有官员经过眉山镇,到苏家拜访,因为东坡的叔叔已经做了官。家里于是忙乱一阵,使女就光着脚各处跑,到菜园去摘菜、宰鸡,好治筵席待客。这种情形在孩子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东坡和堂兄妹等常在母亲身边玩耍。他和弟弟辙也常到村中去赶集,或是在菜园中掘土。一天,孩子们掘出来一块美丽的石板,既晶莹光泽,又有精美的绿色条纹。他们敲击之下,发出清脆金属之声。他们想用做砚台,非常合用。砚台必须用一种有气孔的特别石头,要善于吸收潮湿,并且善于保存潮湿。这种好砚台对书法艺术十分重要。一个上品砚台往往为文人视为至宝。好砚台是文人书桌子上的重要物品,因为文人一天大半的生活都与之有密切关系。父亲给孩子一个砚台,他必须保存直到长大成人,他还要在砚台上刻上特别的词句,祝将来文名大噪。
  据有些文字记载,苏东坡十岁时,已经能写出出奇的诗句。在他那篇《黠鼠赋》里,我们找到了两句。这篇短文字是描写一个狡猾的小老鼠,掉入一个瓦瓮里,假装已死,等把瓮倒在地上,便急速逃去,这样把人欺骗过。大约也正在此时,他的老师正读一篇长诗,诗里描写当时朝廷上一群著名的学者。苏东坡这个幼小的学童在老师肩膊后面往前窥探了一下,就开始问到与他们有关的问题。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因为在苏东坡的童年,中国是在宋朝最贤明的君主统治之下,他极力奖励文学艺术。国内太平无事,中国北方与西北的游牧民族如金,辽,西夏,这些部落蛮族本来常为患中国,这时也与宋朝相安无事。在这样朝廷之下,贤良之臣在位,若干文才杰出的人士都受到思宠,侍奉皇帝,点缀升平。正是在这个时候儿,幼童苏东坡首次听到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大名,当下深受到鼓舞。幸好在这位大诗人的童年生活里,我们还有这些对他将来崭露头角的预示。虽然苏东坡记载了不少他成年时代做的梦和梦中未完成的诗句,可是还没有什么无心流露的话,供现代的传记作家使之与解释,直觉、狂想相结合,而捏造出东坡这位诗人下意识中神经病的结构形态。苏东坡倒丝毫没提到尿布和便秘等事呢。
  苏东坡十一岁时,进入中等学校,认真准备科举考试。为应付考试,学生必须读经史诗文,经典古籍必须熟读至能背诵,在班上背诵时,学生必须背向老师而立,以免偷看敞开在老师桌子上的文章。肯发愤努力的学生则把历史书上的文字整篇背过。背书时不仅仅注重文章的内容、知识,连文字措词也不可忽略,因为作文章用的字汇就是从此学来的。用著名的词语与典故而不明言其来源出处,饱学之士读来,便有高雅不凡之乐。这是一种病好相投者的共用语言。读者对作者之能写此等文章,心怀敬佩,自己读之而能了解,亦因此沾沾自喜。作者与读者所获得的快乐,是由观念的暗示与观念的联想而来,此种暗示比明白真说更为有力动人,因为一语道破,暗示的魅力便渺不可得矣。
  这种背诵记忆实在是艰难而费力的苦事。传统的老方法则是要学生背一整本书,书未加标点,要学生予以标点,用以测验学生是否彻底了解。最努力苦读的学生竟会将经书和正史抄写一遍。苏东坡读书时也就是用这种方法。若对中国诗文朴质的经典,以及正史中常见的名称事故暗喻等典故,稍加思索,这种读书方法,自有其优点。因为将一本书逐字抄写之后,对那本书所知的深刻,决非仅仅阅读多次所能比。这样用功方法,对苏东坡的将来大有好处,因为每当他向皇帝进谏或替皇帝草拟圣旨之际,或在引用历史往例之时,他决不会茫无头绪,就如同现代律师之引用判例一般。再者,在抄书之时,他正好可以练习书法。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此种抄写工作自不可免,但是在苏东坡时,书籍的印刷早已约有百年之久。胶泥活字印刷术是由一个普通商人毕升所发明。方法是把一种特别的胶泥做成单个的字,字刻好之后,胶泥变硬;然后把这些字摆在涂有一层树胶的金属盘子上,字板按行排好之后,将胶加热,用一片平正的金属板压在那些排好的字板上,使各字面完全平正。印书完毕之后,再将树胶加热,各字板便从金属盘上很容易脱落下来,予以清洗,下次再用。
  苏东坡与弟弟苏辙正在这样熟读大量的文学经典之时,他父亲赶考铩羽而归。当时的科举考试有其固定的规矩形式。就像现代的哲学博士论文一样。当年那种考试,要符合某些标准,须要下过某等的苦工夫,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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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苏东坡传   林语堂 著

帖子  陆海明 于 周日 九月 25 2011, 08:36

第六章 神、鬼、人

  纵然苏东坡才华熠煜, 在仕途上他仍须由低级而上升。在仁宗嘉佑六年(一0六一),朝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有权连署奏折公文。在唐朝,因行地方分权之制,形成藩镇割据,国家颇蒙其害,最后酿成叛乱,陷国家于危亡,而藩镇大员每为皇亲国戚,朝廷诸王。宋代力矫其弊,采用中央集权,武力环驻于国都四周,并创行新制,对各省长官,严予考核节制,其任期通常为三年,因此时常轮调。每省设有副长官连署公文奏议,即为此新制度中之一部分。苏子由也被任为商州军事通官,但是父亲则在京为官,兄弟二人必须有一人与父亲同住京师,因为无论如何,总不可使鳏居的老父一人过活。子由于是辞谢外职不就。子由为兄嫂赴任送行,直到离开封四十里外郑州地方,兄弟二人为平生第一次分手,子由随后回京,在此后三年之内,东坡在外,子由一直偕同妻子侍奉老父。东坡在郑州西门外,望着弟弟在雪地上骑瘦马而返,头在低陷的古道上隐现起伏,直到后来再不能望见,才赶程前进。他寄弟弟的第一首诗写的是: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扰自念庭怖,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陇隔,惟见乌帽出后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路人行歌居人乐,僮仆怪我苦凄侧,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多雨何时听萧瑟,君如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风雨对床”之思,在唐人寄弟诗中有之,此种想法成了兄弟二人团聚之乐的愿望,也是辞官退隐后的理想生活。后来有两次弟兄二人又在官场相遇,彼此提醒在诗中曾有此“风雨对床”之约。
  由京都到凤翔的函件,要走十天才到,兄弟二人每月经常互寄诗一首。由那些诗函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初登宦途时,苏东坡是多么心神不安。兄弟二人常互相唱和。在唱和之时,要用同韵同字,所以是磨练写诗技巧很好的考验,在中国过去,此种写诗方法,是文人必须具备的成就。在这类诗中,可以找到令人惊喜的清新思想,用固定韵脚的字,各行要有自然的层次。犹如在玩纵横字谜一样,韵用得轻松自然时,其困难正足以增加乐趣。在东坡写给弟弟最早的和诗之中,东坡已经显示出他那完美的诗才。他按规定用“泥”和“西”两字做韵脚,写出了下列的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这首七绝成了东坡诗的佳作。此处“飞鸿”一词是人心灵的象征。实际上,本书中提到东坡的行动事故,也只是一个伟大心灵偶然留下的足迹,真正的苏东坡只是一个心灵,如同一个虚幻的鸟,这个鸟也许直到今天还梦游于太空星斗之间呢。
  凤翔位于陕西的西部,离渭水不远。因为陕西为中国文化发源地,整个渭水流域富有古迹名胜,其名称都与古代历史相关。强邻西夏,位于今之甘肃,时常为患中国,陕西省因而人力财力消耗甚大,故人民生活甚为困苦。苏东坡到任后第一年内,建了一栋庭园,作为官舍,前有水池,后有亭子,另有一上好花园,种花三十一种。
  苏东坡既已安定下来,判官之职又无繁重公务,他遂得出外遨游,到南部东部山中游历,动辄数日。有一次,他因公须到邻近各地视察,急须结束些悬而未决的罪案。并要尽其可能将甚多囚犯释放。这件差事对他再适合无比,他于是畅游太白山和黑水谷一带的寺院,以及周文王的故里。有时清闲无事,他到西安附近有名的终南山去,去看珍奇的手稿,或是一个朋友珍藏的吴道子画像。
  东坡年富力强,无法安静下来。这时是他生平第一次独自生活,只与娇妻稚子在一起。如今他已然尝到做官生活的味道,但并不如他梦想的那么美妙。远离开京都的骚扰杂乱,在外县充任判官,副署公文,审问案件,颇使他感觉厌烦无味。有时难免感觉寂寞,但也有时举杯在手,月影婆娑,又感觉欣喜振奋。
  在他还不够成熟老练之时,他需要妻子的忠言箴劝。苏夫人在务实际、明利害方面,似乎远胜过丈夫。她对丈夫非常佩服,她知道自己嫁的是个年轻英俊的诗人。才华过人的诗人和一个平实精明的女人一起生活之时,往往是显得富有智慧的不是那个诗人丈夫,而是那个平实精明的妻子。在婚姻上所表现的,仍然是男女相辅相成。苏夫人知道丈夫那坦白直爽甚至有时急躁火爆的性格之后,她觉得倒不须急于向他表示什么佩服崇拜,还是要多悉心照顾他,才是尽自己身为贤妻的本分。苏东坡是大事聪明,小事糊涂。但是构成人生的往往是许多小事,大事则少而经久不见,所以苏东坡则事事多听从妻子。夫人提醒他说他现在是初次独自生活,而没有父亲照管。苏东坡把人人当好人,但是太太则有知人之明。苏东坡与来访的客人谈话之时,太太总是躲在屏风后屏息静听。一天,客人走后,她问丈夫:“你费那么多工夫跟他说话干什么?他只是留心听你要说什么,好说话迎合你的意思。”
  她又警告丈夫要提防那些过于坦白直率的泛泛之交,要提防丈夫认为“天下无坏人”的大前题之下,所照顾的那些朋友。总之,苏东坡的麻烦就在看不出别人的短处。妻子对他说:“提防那些人,速成的交情靠不住。”东坡承认妻子的忠言很对。我想苏夫人的这种智慧是自“君子之交淡如水”得来的——水没有刺激的味道,但是人永远不会对之生厌。真诚的友谊永远不会特别表白的。真正的好朋友彼此不必通信,因为既是对彼此的友情信而不疑,谁也不须要写什么。一年分别后,再度相遇,友情如故。
  有的人不忙不快乐,苏东坡就是这一型。那时陕西旱象出现。已经好久不雨,农人为庄稼忧心如焚。除去向神灵求雨,别无他法,而求雨是为民父母官者的职责。苏东坡突然活动起来。心想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不然神不会发怒。现在若不立刻下雨,黎民百姓就要身蒙其害了。苏东坡现在要写一份很好的状子,向神明呈递。在这方面,他是万无一失的。他现在准备立即在神明之前,以他那雄辩滔滔的奇才,为老百姓祈求普降甘霖。
  在渭水以南,有一道高大的山脉,通常称之为秦岭,而秦岭上最为人所知、最高、最雄伟的山峰,叫太白峰。太白山上一个道士庙前面,有一个小池塘,雨神龙王就住在其中,这个龙王可以化身为各种小鱼。苏东坡就要到那个道士庙里去求雨。他为农人求雨,但是也像一个高明的律师一样,他想办法教龙王明白天旱对龙王也没有好处。在奉承了几句话之后,他在那篇祈雨文里说:“乃者自冬祖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为生者,麦禾而已。今旬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继,盗贼五起。岂惟守土之臣所任以为忧,亦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圣天子在上,凡所以怀柔之礼,莫不备至。下至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岂有他哉?凡皆以为今日也。神其局以鉴之?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亦无失愚夫小民之望。”
  由太白山下来之后,他继续游历各处,特别是上次漏过的名胜。在当月十一日,他曾求过雨,回到城里,十六日,曾下小雨,但是对庄稼则嫌不足,农民也不满意。他研求原因。人告诉他在太白山的祈求并不是无效,但是神由宋朝一个皇帝封为侯爵之后,再去祈求便不再灵验。苏东坡在唐书上一查,发现太白山神在唐朝原是封为公爵的。山神实际上是降低了爵位,大概因此颇不高兴。苏东坡立刻为县官向皇上草拟了一个奏本,请恢复山神以前的爵位。然后他又与太守斋戒沐浴,派特使敬告神灵,说他们已为神求得更高的封号,又从庙前的池塘里取回一盆“龙水”。
  十九日,苏东坡出城去迎“龙水”。全乡下人人振奋,因为这次的成功是他们极为关怀的事。乡间早已来了好几千人,当地十分热闹,在“龙水”未到时,已然阴云密布,天空昏黑。老百姓等了好久,雨硬是不肯下。苏东坡又进城去,陪同宋太守到真兴寺去祷告。在路上,他看见一团乌云在地面低低飘过,在他面前展开。他从农夫手里借了个篮子,用手抓了几把乌云,紧紧藏在篮子之中。到了城里,他祷告乌云的诗里有:“府主舍人,存心为国,俯念舆民,燃香疆以祷祈,对龙揪而恳望,优愿明灵敷感。”祷告已毕,他又和宋太守出城去。他俩走到郊区,忽然来了一阵冷风。旗帜和长枪上的缨子都在风中猛烈飘动。天上乌云下降,犹如一群野马。远处雷声隆隆。正在此时,一盆“龙水”到来。苏东坡和宋太守前去迎接“龙水”,把“龙水”放在临时搭建的祭台上,随即念了一篇祈雨文,这篇祈雨文和其它的祭文至少还保存于他的文集里。仿佛是有求必应,暴雨降落,乡间各地,普沾恩泽。两天之后,又下大雨,接连三日。小麦、玉蜀黍枯萎的秸茎又挺了起来。
  现在欢声遍野,但是最快乐的人却是诗人苏东坡。为纪念这次喜事,他把后花园的亭子改名为“喜雨亭”,写了一篇《喜雨亭记》,刻在亭子上。这篇文章是选苏东坡文章给学生读时,常选的一篇,因为文笔简练,很能代表苏文的特性,又足以代表他与民同乐的精神。
  这件事之后,太白山的山神也升了官,又由皇帝封为公爵。苏东坡和宋太守为此事再度上太白山,向神致谢,又向神道贺。次年七月,又有大旱,这次求雨,却不灵验。苏东坡失望之余,到幡溪求姜太公的神灵。姜太公的神灵直到今天还是受老百姓信仰的。姜太公在周文王时是个贤德有智慧的隐士,据稗官野史上说,他用直钩在水面三尺之上垂着钓鱼。据传说他心肠好人公正,鱼若从水中跳出三尺吞他的饵,那是鱼自己的过错。普通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便是此意。
  苏东坡此次向姜太公求雨是否应验,并无记载。但是不管信仰什么神,信佛也罢,信一棵得道的老树桩子也罢,这并不是怀疑祷告不灵的理由。祷告不灵永远无法证明,因为根据佛经,若出什么毛病,总是祷告的人不对,普通是他的信心不足,所谓“诚则灵”,便是此意。所有的神都必须要显出灵验,否则便无人肯信了。再者,祷告也是人根深蒂固的天性。祷告,或是具有祷告的那种虔诚态度,毕竟是很重要的;至于是否灵验,那倒在其次。
  无论如何,后来苏东坡做其他各县的太守,只要事有必要,他还是继续祷告。他知道他的此种行动是正当无疑的。他也就相信神明必然会竭其所能为人消灾造福。因为,倘若明理是人性最高的本性,神明也必然是明理的,也会听从劝告,也会服理。但是在苏东坡几篇论到天灾的奏折里,他也按照中国的传统指出来,朝廷若不废除暴政以苏民困,向神明祷告也无用处。这就是中国凭常识形成的宗教,这种看法就使中国古籍上有“尽人事,听天命”的说法。在知道了中国人所有的愚蠢行为之后,这种谚语又让我重新相信中国人毕竟是伟大的思想家。
  我简直不由得要说苏东坡是火命,因为他一生不是治水,就是救旱,不管身在何处,不是忧愁全城镇的用水,就是担心运河和水井的开凿。说他是火性并无不当,因为他一生都是精力旺盛,简单说来,他的气质,他的生活,就犹如跳动飞舞的火焰,不管到何处,都能给人生命温暖,但同时也会把东西毁灭。
  这个跳动飞舞的火苗,据说曾经两度和邪魔外祟争辩。因为他深信,不但是神灵,即使是妖魔鬼怪,也得对他那义正词严的攻击要顺服,所以他有所恃而无恐。他痛恨一切悻乎情理的事,甚至妖魔鬼怪也得对他的所作所为,要能判别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妖魔等物也许有时会遗忘或分辨不清,可是在苏东坡的雄辩口才之下,他们就会自见其行为的愚蠢,也得立即罢手。
  有一次,他在从凤翔回京都的路上,正顺着一条山路行走,经过白华山。侍从之中一个人忽然中邪,在路上就把衣裳一件一件脱下来,直到脱了个精光。苏东坡吩咐人勉强给他穿上,把他缚起来,但是衣裳又掉了下来。大家都说一定触怒了山神,那个兵才中了邪。苏东坡走到庙里,向山神说道:
  某昔之去无祈,今之回也无祷。特以道出祠而不敢不谒而已。随行一兵狂发遇祟。而居人日:“神之怒也”,未知其果然否。此一小人如蚁虱耳,何足以烦神之威灵哉。纵此人有隐恶,则不可知。不然人其懈怠失礼或盗服御饮等小罪尔,何足责也,当置之度外。窃谓兵镇之重,所隶甚广,其间强有力富贵者盖有公为奸意,神不敢于彼示其威灵,而乃加怒于一卒,无乃不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则一事缺,愿恕之可乎?非某愚,其谅神不闻此言。
  祷告完毕,苏东坡刚一离开那所山神庙,一阵山风猛向他脸上扑来,转眼之间,风势愈狂,竟尔飞沙走石,行人无法睁眼。苏东坡对侍从说:“难道神还余怒未息?我不怕他。”他继续在前走,狂风越发厉害。这时只有一个侍从携带他随身的行李在后面跟随,别人和马匹都正在想法避风,因为觉得实在无法前进。有人告诉他回庙去向山神求饶。苏东坡回答说:“吾命由天帝掌握,山神一定要发怒,只好由他。我要照旧往前走。山神他能奈我何?”然后,风逐渐减低,终于刮完,并无事故发生,那个兵也清醒过来。
  苏东坡对自己有急智和看不见的精灵相斗,坚具信心。有一次,他和一个邪魔力争不让。那是此后数年,他在京师身为高官之时,他的二儿媳妇(是欧阳修的孙女)一天晚上也中了邪,是在产后。年轻的儿媳妇以一老姐的声音向周围的人说:“我名清,姓王,因为阴魂不散,在这一带做鬼多年。”苏东坡对儿媳妇说:“我不怕鬼。再说,京都有好多驱鬼除妖的道士,他们也会把你赶跑的。不要不识相。显然是你糊涂愚蠢才送了命,现在既然已死,还想闹事!”然后他向女鬼讲了些佛教对阴魂的道理,又告诉她说:“你给我老老实实的走开,明天傍晚我向佛爷替你祷告。”女鬼乃合掌道:“多谢大人。”儿媳妇于是霍然而愈。第二天日落后,他给佛爷写了一篇祈祷文,焚香,供上酒肉,把女鬼送走。
  此后不久,他次子的小儿子说看见一个贼在屋里跑,看来又黑又瘦,穿着黑衣裳。苏东坡吩咐仆人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后来奶妈忽然又倒在地板上,尖声嘶喊。苏东坡过去看她,她向东坡喊道:
  “我就是那个又黑又瘦穿黑裳的!我不是贼,我是这家的鬼。你若想让我离开奶妈的身上,你得请个仙婆来。”
  苏东坡对鬼斩钉截铁的说:“不,我不请。”
  鬼的声音缓和了点儿说:“大人若一定不肯请,我也不坚持。大人能不能给我写一篇祷告文,为我祈祷?”
  东坡说:“不行。”
  鬼的条件越来越低,用更为温和的声音请求可否吃点儿肉喝点儿酒,但是苏东坡越发坚强。鬼被这个不怕鬼的人慑服了,只请求为他烧点儿纸钱便心满意足。东坡仍不答应。最后,鬼只要求喝一碗水。东坡吩咐:“给他。”喝完水之后,奶妈跌倒在地上,不久恢复了知觉,但从此断了奶。苏东坡在凤翔那一段,发生了一件事,使他有点儿不光彩,在他后来的日子里不愿提起。到那时为止,他和上司宋太守处得很融洽,宋太守与他家是世交。此后,来了一位新太守,情形就有了变化。新太守姓陈,是武人出身,严厉刻板,面黑体壮,两眼炯炯有神。他与苏东坡同乡,认为他少年得意,颇把他看做暴发户。陈太守为官以来,颇负美誉。曾在长沙捕获一恶僧,此一僧人颇与权要交往,他仍将此僧交与有司法办,全境之人,无不惊异。又有一次,他捕获七十余男巫,这些男巫平素皆鱼肉乡民,他将他们强行遣返故乡,耕田为农。那时有些寺庙暗中干些邪污败德之事,他拆除了几座庙。据说他的兵卒奉命站定不动时,敌人的箭从天上稠密飞来,兵卒们仍然屹立不动。
  现在苏东坡新来的上司却是这样的一个人。所有的文武官员都向他俯首致敬,但是对苏东坡而言,我们都不难猜测,现在是两个不妥协通融的硬汉碰了面。二人之间遇有争论,便舌剑唇枪,恶语相加。苏东坡年少多才,有才自负的年轻人而要向外在的权威俯首拜服,实在难之又难。也许苏东坡感到最大的不快,是陈太守往往改动拟妥的上奏文稿。陈太守往往在苏东坡造访时不予接见,有时使他久候,久到是够让他睡个午觉的工夫,用以表示不悦之意。二人的龈龋不和,后来竟闹到陈太守向京师上公文,陈明苏东坡的抗命情形。
  苏东坡的报复机会不久到来。陈太守在太守公馆里建造了一座“凌虚台”,以便公务之暇,登台观望四野景物之胜。不知何故,陈太守吩咐苏东坡写一篇文字,预备刻在凌虚台的石碑上,作为兴建此台的纪念。这个诱惑对年轻多才的苏东坡,是欲拒不能了:他必得藉此机会来玩笑一番。作文章刻石留念,自然是为传之久远,必须庄重典雅,甚至富有诗情画意方为得体。显然是他不得直接攻击陈太守,但是知道向老头子放支玩笑的小箭,总无伤于人,亦无害于己。今天我们还可以读到那篇《凌虚台记》:
  台于南山之下,宜起居饮食与山接也。……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太守陈公杖屡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身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高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日,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就复于公日,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缓,狐险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第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其求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较?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钦?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刚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倘若苏东坡年龄再大些,文字之间的语调儿会更温和些,讽刺的箭也许隐藏得更巧妙些。这篇记叙文,本为庆祝而作,却在沉静中沉思其将来坍塌毁坏之状,并含有太守不知所住之城外有山之讽刺,在中国志记文中尚属罕见。但是陈太守这个老头子确实肚量够大,竟不以为什。这一次他对此文一字未予更动,照原作刻在石碑上。
  由此可见,陈太守为人心地并不坏。在二人分手之后,东坡也看出此种情形,因而有修好之举。成了名的作家常有的应酬,就是应子侄辈之请为其先人写墓志铭。墓志文字必须赞美亡故者,但多为陈词滥调,而且言不由衷,故无文学价值。写此等文字古人每称之为馅媚死者,但是此等事仍为作家极难避免之社交应酬。在这一方面,苏东坡自己应有极严格的规定,而且确实做到了。他绝不写一篇此种文章,即使王公贵人相求,也是不写。在他一生之中,他只写了七篇墓志铭,皆有特别的理由,他的确有话要说才写的。几年之后,他也为陈太守写了一篇。除去他为司马光写的那篇之外,这篇算是最长的。因为东坡和那位陈太守,最后彼此都向对方十分敬仰。
  陈太守的儿子陈糙,后来成了苏东坡毕生的友人,此子不可不在此一提。陈糙喜欢饮酒骑马,击剑打猎,并且慷慨大度,挥金如土。一天,陈糙正在山中骑马打猎,有两个兵卒相随。他前面忽然有一只喜鹊飞起,他的随员没有将此喜鹊击落。这位年轻的猎人咒骂了一声,他从丛林中隐藏处一马冲出,哑的一箭射去,喜鹊应声落地。这个青年的脸上,似乎有什么特别之处吸引住苏东坡。后来有人传言,说陈糙的父亲在他处做官之时曾有纳贿之事,被判处死刑。传闻是这样,苏东坡正要遭受贬谪之时,陈糙正隐居在黄州,苏东坡的仇人想起苏东坡当年与陈糙的父亲交恶,就把他贬谪到黄州来,好使陈糙对付苏东坡。也许陈糙要为父报仇,这样苏东坡的敌人就可以借刀杀人了。但是事实上,苏东坡与陈糙父亲之死毫无关系,陈糙反成了苏东坡谪居黄州期间最好的朋友。
  苏东坡又遇见了一位“朋友”——章停,章停命定是苏东坡后半生宦途上的克星。章停后来成了一个极为狠毒的政客,现在官居太守之职,所治县分距此不远,也在湖北省境。我们手下没有资料可以证明是否苏夫人曾经警告过丈夫要提防章停,但是章停确是富有才华,豪爽大方,正是苏东坡所喜爱的那一等人。苏东坡曾经预测过章停的前途,这个故事是人常说起的。是在往芦关旅行的途中,苏章二人进入深山,再往前就到黑水谷了,这时来到一条深涧边,上面架着一条窄木板,下面距有百尺光景,有深流滚翻倾泻,两侧巨石陡峭。章停是极有勇气之人,向苏东坡提出从木板上走过去,在对面岩石的峭壁上题一行字,一般游客是常在名胜之地题词的。苏东坡不肯过去,章停以无动于衷的定力,独自走过那条深涧。然后把长袍塞在腰间,抓住一根悬挂的绳索,坠下悬崖,到对面小溪的岸上,在岩石上题了“苏武章停游此”六个大字。随后又轻松自如若无其事般由独木桥上走回来。苏东坡用手拍了拍他这位朋友的肩膀说:“终有一天你会杀人的。”章停间:“为什么?”苏东坡回答说:“敢于玩弄自己性命的人自然敢取别人的性命。”苏东坡的预测是否可靠,且看后文分解。
  仁宗驾崩后,苏东坡受命督察自陕西西部山中运输木材供修建陵寝之用的工事,这时他又忙碌了一阵子, 此外平时他并不十分快乐。 他颇为想家。仁宗嘉佑八年(一0 六三)他写信向子由说:
  始者学书判,近亦如问回。但知今当为,敢问向所由。士方其未得,唯以不得忧,既得又忧失,此心浩难收。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尘埃虽未脱,暂想得一漱。我欲走南涧,春禽始嘤哟,鞍掌久不决,尔来已祖秋。桥山日月迫,府县烦差抽。王事谁敢想,民劳吏宜羞。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送求。幼劳幸已过,朽钝不任馊。秋风迫吹帽,西阜可纵游。聊为一日乐,慰此百日愁。
  仁宗嘉佑九年(一O **)他解除官职,内兄自四川来与同居,次年正月,举家迁返京都。当时,凡地方官做官三年之后,朝廷就要考察他政绩如何,叫做“磨勘”。依据察考的结果,再经推荐,另授新职。东坡既然回京,子由获得了自由,不久就外放到北方的大名府去做官,当时大名府也叫“北京”,在今日的北京南方一百里。
  新主英宗,早闻苏东坡的名气,要破格拔擢,任以翰林之职,为皇帝司草诏等事。宰相韩倚反对,建议皇帝,为苏东坡计,应俟其才干老练,不宜于突然予以如此高位。皇帝又称拟授命他掌管宫中公务之记载。宰相又提出反对,说此一职位与“制诏”性质相近。他推荐苏东坡到文化教育部门去任职,并且苏东坡要经过此等职位所需之正常考试。皇帝说:“在不知一人之才干时,方予以考试。现在为何要考苏东坡?”但是终于按照宰相的意见,苏东坡依法考试,他考试及格,于是在史馆任职。在史馆任职的官员,要轮流在宫中图书馆工作,而苏东坡正以有此良机饱读珍本书籍、名人手稿、名家绘画为乐。
  那年五月,苏东坡的妻子以二十六岁之年病逝,遗有一子,年方六岁。苏洵对东坡说:“汝妻嫁后随汝至今,未及见汝有成,共享安乐。汝当于汝母坟莹旁葬之。”在妻死后的第十周年,苏东坡写了两首词以寄情思,两首小词颇离奇凄艳,其令人迷惘的音乐之美,可惜今日不能唱出了。其词如下: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妻子死后,次年四月老父病逝,时为英宗治平三年(一O 六六)。苏洵已完成了《大常因革礼》一百卷。自然如一般预料,兄弟二人立即辞去官职,经过迢迢的旱路水路,把父亲和东坡妻子的灵枢运回四川眉州故里,在祖莹埋葬。朋友们纷纷馈送葬仪。
  运送灵枢,他们必须雇船自安徽走水路,然后再顺长江逆流而上。两兄弟不惜多费时日,用以满足沿途畅游之愿,所以到次年四月才安抵故里。父亲的坟墓早在父亲自己营建之下完成,只要将父亲灵枢安放在母亲墓穴之旁,便算完事。不过苏东坡好大喜功,他在山上种了三千棵松树,希望将来长成一带松林。
  现在又要过一段蛰居的生活。要到两年零三个月才居丧期满(神宗熙宁元年七月,一0 六八)。在他们回京之前,必须做两件事。苏东坡要师法父亲为纪念母亲而立两尊佛像的往例,必须立一座庙,以纪念父亲。在庙内,他悬有父亲遗像,另外四张极宝贵的吴道子画的四张佛像,是他在凤翔时物色到的。庙的建造费要白银一千两,苏氏兄弟共出一半,其余由和尚筹募。
  居丧期满后,苏东坡要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续弦。新娘是前妻的堂妹,王杰的女儿。十年前,为母亲的丧礼,苏东坡曾经返里奔丧,常到妻家青神去。润之当年只有十岁或是十一岁,多次在她家看见东坡。在大家一同出外游玩野餐之时,她看见东坡那么年轻就在科举考试中得了魁元,心里惊奇赞赏。现在她是二十岁的小姐了,因为东坡父母双亡,他自然可凭自己的意思择偶,而觉得她正合心意。这件婚事大概要归功于润之哥哥的张罗,因为他已经对东坡感情很深厚。润之因为比丈夫小十一岁,早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她似乎是什么事都听从丈夫的心愿。她一直无法教丈夫节省花费,一直到他在世最后那些年。她不如前妻能干,秉性也比较柔和,遇事顺随,容易满足。在丈夫生活最活跃的那些年,她一直与他相伴,抚养堂姐的遗孤和自己的儿子,在丈夫宦海浮沉的生活里,一直和丈夫同甘共苦。男人一生在心思和精神上有那么奇特难言的惊险变化,所以女人只要聪明解事,规矩正常,由她身上时时使男人联想到美丽、健康、善良,也就足够了。男人的头脑会驰骋于诸多方面,凝注新的事物情况,为千千万万的念头想法而难得清闲,时而欣喜雀跃,时而有隐忧剧痛,因此觉得女人的宁静稳定,反倒能使人生在滔滔岁月之中进展运行而不息,感到纳闷难解。
  在神宗熙宁元年(一 O六八)腊月,在把照顾父母的坟莹等事交托给堂兄子安和一个邻人杨某之后,苏氏兄弟乃携眷自陆路返回京都。此后兄弟二人谁也没再返归乡里,因为抵达京都之后,二人都卷入政坛的漩涡之中。后来虽然宦游四方,但迄未得返里一行。

  第七章 王安石变法

  苏氏兄弟在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到达京师。从那年起,中国则在政潮汹涌中卷入新社会的实验里,而此一政治波浪所引起的冲击震荡不绝,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这是中国最后一次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实验,绝不是第一次。在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上,有四次变法,结果都归于惨败。最成功的一次是法家商鞅的法西斯极权主义,因为商鞅的学说由秦始皇——万里长城的筑造人,认真的实行出来。这个早期法西斯学说有二大特色,一为崇武,一为重农,但是这两项仍是合而为一的,因为商鞅坚信有勤苦之农民乃有勇武之精兵,中产阶级的商人贸易者,应当力予制压。但是,尽人皆知,那个威力强大的军事组织,依照此一学说已经建立,随后发展起来,且已使秦朝的专政之君统一了全中国,正当这样的政治学说要应用于全中国之时,一个庞大无比的帝国,真是出人意料,竟在数年之内崩溃了。
  另外有两次激进的改革,一次是汉武帝时,一次是在王莽当政时。第一次是按照桑弘羊的国家资本财政论,虽然战争绵延,国库赖以增富,但是终以几乎招致叛乱而废止。第二次则因王莽被推翻而新政亦成泡影。所以,如今王安石变法成为第四次失败,固不足为奇。但是在此四次新的实验之中,每一次都是由一个具有创新力的思想家的观点出发,其人宁愿把过去全予屏弃,凭其信念与决心,全力以赴。王安石对商鞅极为钦佩,曾经写过一首诗吁请大家对他当有正确的了解,此一事颇具重要意味。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凡有极权主义提出来,不论古时或现代,基本上的呼声, 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在历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恶都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而犯下的,现代的读者自然不难明白。
  王安石是个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学生时代很勤勉,除去语言学极糟糕之外,还算得上是个好学者,当然是宋朝一个主要的诗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毫无疑问,他又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倘若我们说理想主义者是指的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的人,王安石正好就是这等人。王安石的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他是以此等恶习为众所周知的。苏洵在《辩奸论》那篇文章里刻画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又说他“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王安石是否喜欢以这样特点异乎常人,我们无从知道,但是一个人把精力完全倾注在内在的思想上,自然会忽略了他的外表,这话倒不难相信。有一个故事流传下来,说他从来不换他的长袍。一天,几个朋友同他到一个寺院里的澡堂会。在他由浴池出来之前,朋友们特意偷偷的留在外头一件干净的长袍,用以测验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经被换了。王安石洗完出来,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动了手脚,他完全不知道。不管怎么样,他总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又有一天,朋友们告诉王安石的胖太太,说她丈夫爱吃鹿肉丝。
  胖太太大感意外,她说:“我不相信。他向来不注意吃什么。他怎么会突然爱吃鹿肉丝了呢?你们怎么会这样想?”
  大家说:“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所以我们才知道。”
  太太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
  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
  太太明白了,向众人说:“我告诉你们。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摆在他前面,看会怎么样?”
  朋友们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把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大家留意他吃什么。王安石开始吃靠近他的菜,桌子上照常摆了鹿肉,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还有一个故事说王安石在扬州太守幕府时,他彻夜读书。那时的太守是韩琦,他后来做了宰相。王安石总是苦读通宵,天将黎明之时才在椅子中打吨。等睡醒时,已然晚了,来不及洗脸梳头发,便连忙跑到办公室上班。韩琦一看他那副样子,以为他彻夜纵情声色,就向他劝导几句。
  韩琦说:“老弟,我劝你趁着年轻,多用功念点儿书吧。”
  王安石立在那儿未做分辩。在去职之时,他告诉朋友说韩琦不赏识他。后来,王安石的学者名气日大,韩琦对他的看法也有了改变,也愿把他看做自己的属下,王安石却很恼怒。事情赶巧是,王安石在京师接受朝廷一项高位那一年,正好韩琦罢相。王安石记日记甚勤,竟写了七十巨册,他曾有这样批评韩琦的话:“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
  但是王安石这个怪人,除去邋遢的外表之外,尚有不止此者。在他得势之前大约二十年之中,他之所以使人谈论者,是他屡次谢绝朝廷的提升。这倒很难相信他之如此是纯系沽名钓誉之意,因为从他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到他四十六岁得势——那是他壮年最活跃的时期,共二十五年——他一直谢绝任命,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份当一小吏。那是仁宗在位之时,国家太平,才俊之士咸荟萃于京都。王安石越谢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他的声誉越高。最后,朝廷上的官员皆急欲一睹此人的真面目。此时因为他除去以文章出名之外,他位居太守,治绩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称能吏。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创农民贷款法,把他的新社会理想,实施了数项。政绩确实不错,也深得百姓爱戴。他对入朝为官的弓诱一直视若无睹,直到仁宗嘉佑五年(一0六0),朝廷任命他为三司度支判官,他才来到京师。很显然的是,此人的兴趣是在经济财政方面,只有在这方面他才会对国家有最大的贡献。后来他母亲去世,他必须辞官守丧;但是甚至于守丧期满,他又被召入朝之时,他又谢绝在京为官,宁愿留在金陵。
  他这一段自己韬光养晦历程,颇难了解,因为此人一定深信一旦时机到来,他必可为国家做大事。若说他壮年这段时期已经建立了他政治生涯的基础,是合乎情理的说法。也许当时朝廷名臣重儒之间的竞争,他觉得不能胜任,因为那时朝中有年高德助学识渊博的文臣,如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曾公亮等人,这些人都会对锐意的改革侧目而视,都深得人望,足以使抱有新见解的后起之辈无从发展。王安石是在坐以待时。但是,从心理上看,恐怕另有一个理由。王安石那样气质的人,不管身居何处,总愿自为首领,而在偏远的外县身为太守,仍不失小池塘中的大青蛙。他在京师担任一项官职,那一段短短的时期,他曾和同僚争吵不和,使事事错乱失常。他想变动成规,照自己的想法办事。吴桂和张方平都记得与他为同僚或为属下之时,遇事都极难与人合作。
  在仁宗嘉佑五年他来到京师时,时人都视之为奇才。他已经写过些好诗文。他有创见,也善于言谈。老一辈的名公巨卿如富弼和文彦博对他颇有好评,甚至欧阳修也对他有好感。在他那古怪的仪表之下,暗藏着当时那些官员所不能窥测的才干和品格,他这个奇特之士就曾与那些大员周旋。在能看穿王安石的品格并认为他将会成为国家一大害的寥寥数人之中,有苏洵和他的老友张方平。张方平曾与王安石为同僚,共同监督地方考试,将他峻拒之后,便不再与他交往。他一定把早年与王安石共事的经验告诉过苏洵。于是二人对王安石极为厌恶,更因为他穿着习惯的矫揉造作不近人情,而反感更深。欧阳修曾经把王安石介绍给苏东坡的父亲,而王安石也愿意结识苏氏父子,但是老苏对他拒而不纳。王安石母亲去世时,在所有经邀请参加丧礼之人当中,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并且写了那篇著名的文章《辩奸论》,这一篇成了后来历代学生常读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苏洵开头儿就说了解人的性格很难,甚至聪明人也常会受骗。只有冷静的观察者才能看透人的性格而预知他将来的发展。他引证古代的一个学者山巨源预言王衍的将来,那时王衍仅仅是聪颖秀逸的书生;还引证名将郭子仪预测卢杞的将来,后来卢杞对唐代的灭亡多少负有责任。卢杞为人阴险而富有才干,但其容貌极丑。郭子仪在接见卢杞时,必须把歌女舞姬等斥退,恐妇女辈见其丑陋而受惊,或因一时嗤笑而开罪于他。但是苏洵说,当时若不是有昏庸之主,这两个人还不足单独有亡国的才干。现在一个具有王衍的阴险与丑陋,兼有卢杞的辩才的人出现了。“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阿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此人如一旦得势,足以欺英明之王,为国家之大害。“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烷,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愈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镜。”苏洵希望他的预言不应验才好,这样他就可比为“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名将了。但是他说:“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王安石的奇怪习惯,是否是矫揉造作,无法断言;但每逢一个人对某一事做得过度,人总容易怀疑他是沽名钓誉。我们若是相信邵伯温的记载,仁宗皇帝也曾有此怀疑。一天大臣等蒙思宠召,盛开御宴。客人须在池塘中自己捕鱼为食。在用膳之前,做成小球状的鱼饵,摆在桌子上金盘子里。王安石不喜欢钓鱼,便将金盘子里的鱼饵吃光。第二天,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为伪君子。人也许误食一粒鱼饵,总不会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鱼饵吃完的。”由这个故事看来,可见为什么仁宗不喜欢王安石了。在王安石的日记里,他对仁宗也挑剔得特别苛酷。由后来的发展看,苏洵的话没说错。但是不知何故,在世界各国,怪人、狂想家、精神分裂者,总是相信通通脏乱才是天才的标志,而最能使自己获有千秋万岁名的办法,就是拒绝正人君子般的装束。还有一种怪想法,就是,肮脏污秽就表示轻视物质环境,因此也就是精神崇高,于是合理的结论必然是:天堂者,恶臭熏人的天使集中处也。
  老苏写《辩奸论》时,苏东坡说他和弟弟子由都认为责骂得太重。只有张方平完全赞同。可是,事过不久,苏东坡的同代人就看到老苏的所见太对了。那篇文章至今流传,足以显示苏东坡老父的真知灼见。
  王安石接任三司判官不久,他就企图试探一下自己的政治基础。当时仁宗在位。他就上书论政,长达万言。在此万言书中,陈明他对改革财政的基本原则,“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他说自宋开国以来,政府即感财力不足之苦,此皆因缺乏一良好之财政经济政策。此等政策之所以未为人所想到,只因为无伟大而有力者谋其事。他说当时有其权位者,却无此大才。在全国之中,他亦不知何人具有此等才干足以出任斯职。他很巧妙的指出若从事基本改革,必使之与古圣先生之道相联系,要使庶民相信不背乎先王之道。他又说,在顺乎古代传统之时,切勿师先王之法,但仅师先王之意,政策无论如何不相同,但皆以人民之利益为依归。总之,那是一篇结构谨严文字老练的政论文章,论到政府的每一方面,财政、官制、教育,无不在内。
  倘若王安石打算试探他的政治基础,他发现他的政治基础还在松软下陷。仁宗皇帝把他的万言之书看完,就置请高阁了。在随后英宗皇帝短短的四年当政之中,王安石又蒙思召,但是他仍然辞谢不就。历史家往往举出的理由是,因为仁宗无子,仁宗驾崩后,他曾奏请免立英宗为帝,因此他心中感觉不安之故。
  这时,英宗之子,将来要继承帝位,现今正以王储之身,居于京都,后来即位为神宗,王安石那时才因宠得势。神宗为太子时,韩维为太子司文书事,而韩维对王安石则极为佩服。韩维常对朝政表示意见,每逢太子赞同那些意见,韩维就说:“此非臣之意见,乃王安石之意见耳。”于是,太子对王安石渐渐器重,希望将来他要借重王安石的政治大才。在英宗四年(一0 六七),神宗年二十岁,即帝位,立即任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九月又将他摆登翰林之位。王安石与他的好友韩维不断联系,深信他的机会终于到来。他这次违背了以前的老习惯,圣命一到,立即拜受了官职。但是延迟晋京,七个月后才成行。
  神宗皇帝说:“先王之时,王安石一向谢绝任命,不肯来京都。有人以为他冒失无礼,现在他仍然不来,称病为藉口。是真有病在身?还是冀图高位?”
  这一时期,朝中有两位元老重臣,互相嫉恨:一为曾公亮,一为韩琦。韩琦在三朝继续担当宰相与枢密之职,已有权责太重之势。曾公亮在企图动摇韩琦之时,希望拉王安石为有力的同党。他向皇帝力保王安石真有宰相之才具,皇帝应当对他的话信而不疑。另一方面,大臣吴桂深知王安石之为人,他警告皇帝说,若使王安石得权,必致天下大乱。
  最后,在神宗熙宁元年(一0 六八),王安石已然深知皇帝对他的态度,乃自外地来京,奉召入朝,奉准“越级进言”,不受朝仪限制。
  皇帝问:“朝政当务之急为何?”
  王安石回奏道:“以决定政策为要。”
  皇帝又问:“卿以唐太宗为如何?”
  “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固不仅唐太宗而已。尧舜之道行之亦甚易。后世儒臣并不真了解先王之道,认为尧舜之政,后世不可复见。”
  皇帝听了颇觉称心,但谦谢道:“卿之所望于寡人者过奢,恐怕寡人无以符贤卿之望。”
  后来王安石得到一次单独召见的机会,别的官员已全退去。那是王安石的千载良机。
  皇帝说: “坐下。 我要和你长谈。”皇帝陛下开始问他为什么过去两个明君(其中一个是唐太宗)一定要获得贤臣为相以辅佐朝政。皇帝提出的两个贤相之一并非别个,正是诸葛亮,可以说是历史上最贤能的宰相。王安石又使谈话不离三千年前的尧舜之治这一题目。他说他愿谈尧舜的贤相。他说诸葛亮在高人心目之中,无足多论。诸葛亮的政治才干,也不过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以达到一个明确的目标,此种做法决不适于像他这等急躁自信的财政经济的鬼才。
  王安石接着说:“陛下如今御临一个地大民多的国家。国家升平百年之久,全国才智之士如此之多,竟无贤德才智之臣佐陛下以为善政?其故恐在陛下无明确之政策与用人不专故耳。今日虽有非常之才,一如当年辅佐尧舜之贤臣,如受小人之阻挠,亦必弃职而罢。”
  皇帝道:“每朝皆有小人。即使尧舜时代,尚有恶迹昭彰的四凶。”
  王安石道:“诚如陛下所说,正因尧舜知道此四奸臣之劣迹而杀之,尧舜才能有其成就。倘若此四奸臣在朝不去,仍逞其阴谋而妒贤害能,贤良之臣亦必弃官而去。”
  神宗听了,颇为感动。他年方二十,像一般年轻人一样,雄心万丈,极愿国富兵强。他为人善良而公正,圆脸盘,五官端正,和祖宗长像相似。宋朝的皇帝,到神宗以后,才明白显出了精力衰颓的样子。王安石心想年轻皇帝对远大可期的热望,终于点燃起来。自从那次密谈之后,神宗皇帝就决定不惜赴汤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的变法计划,即便牺牲其他所有大臣也无不可——结果竟不幸而如此。不知为什么缘故,每逢贤德的老臣进谏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之时,这位年轻皇帝的头脑中便浮现出那“四凶”的影子来。
  在神宗熙宁六年(一0 六九)苏氏兄弟回到京师之时,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随后两年之中,但见稳重的老臣纷纷离朝,御史台遭到清肃排斥,继之身为谏官的都是王安石的一群小人。王安石就职不久,就开始以大刀阔斧在政府各部门大事清除异己。抗争之事此起彼落,整个官场闹得乌烟瘴气。贤德干练深乎众望的大臣,对王安石公开反对。这位年轻的皇帝反倒不明白究竟是何缘故。王安石想尽方法,使皇帝觉得这场混乱纷争,是皇帝和胆敢反对皇帝的那批奸邪的大臣之间的殊死之战。
  皇帝问道:“为什么会闹得这么人仰马翻?为什么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说:“陛下要知道,陛下是要师法先王之道,为了事功,不得不清除这些反对旧臣。在反动的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之争,是不可免的。倘若他们获胜,朝廷大权将落在他们之手,若陛下获胜,朝廷的大权则仍将在陛下之手。那些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挡陛下行先王之道。就是因此才闹出这一番纷乱。”有年轻好胜志在国富兵强的皇帝在上,有对自己的财政经济学说坚信不移的宰相在下,实行王安石激进的政治财政改革已经如箭在弦了。实行新政的动机是不容置疑的。宋朝承五代残唐纷争杀戮的五十年之后,一直没有强盛起来。而且,西夏、契丹(后来称辽)、金,不断侵略中国的边境。中国与这些北方部落短期交战之后,遂订约言和。和约的条款对中国皇帝也是忍垢蒙羞的条款,因为那些番邦虽然承认中国的皇帝,但那是中国皇帝按年赐予他们金银绸缎换来的,每年付出的财帛要由十万到二十五万缕。这自然使国库财力大量外流。国内行政一向松弛泄沓!政府经费则捉襟见肘。王安石自命为财务奇才,能凭耍弄纳税征兵制度便可以给国库筹集款项。我相信藉在中国西北用武而恢复国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动君心的要点,因为王安石当政时曾在西北由中国发动战争数次,其中有数次胜利,一次惨败。为继续作战,皇帝需要金钱,为了筹款,国家财政制度必须改变。可是,我们不必怀疑力主新政者真纯的动机,我们先看看那些财政经济改革的严重后果吧。
  王安石到达京都不久,司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争论起来,这次争论就总括了双方基本的歧见。这时国库已到真正空虚的地步,到了春季的祭天大典,皇帝竟想免去赐与臣子的银两绸缎,这样可以给皇家节省一笔钱。这件事弓起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一次争论。王安石认为国库空虚完全为朝臣不知理财之道的结果。
  司马光反驳他说:“你之所谓财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回答说:“不是。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说:“多么荒唐!总之,一国有其固定量的财富。这笔财富不是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实行什么政策,或给此政策什么名称,你只是把百姓手中的钱拿过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
  皇帝有几分持司马光的说法,于是在随后一两个月内把新政暂行搁置。
  不必身为经济学家,尽可放心相信一国的财富方面的两个重要因素只是生产与分配,谅不致误。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必须增加生产,或是使分配更为得当。在王安石时代,增加生产绝无可能,因为那时还没有工业化的办法。所以一个财政天才之所能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为王安石基本上关心的,是充裕国库,而增加国家财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税收。王安石看得很清楚,富商与地主正以自由企业方式获利,他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不应当把他们的利润抢过来而由政府自己经商,自己获利。那结论是可想象而知的。他用的名称的确很够新奇,他要用资本削减垄断,叫“钱平”;他要取之于富归之于贫以求均富;他要阻止农民向地主高利贷款。在春耕期间由政府借款予农民,在收割后由农民归还政府,自然是仁善之举。王安石能使皇帝深信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历史上记载,经过了一段踌躇,王安石才决定实行借款予农民的理论,这理论是一个小吏提出的,就是:投资五十万两白银,每年政府可赚二十五万两,因为一年两收,则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利息可以一年收两次。
  我们无须把这些新政的细节详予说明。总之新政是由神宗熙宁二年(一0 六九)开始,大约八年之后闹得天怒人怨,王安石自己本人和皇帝都十分已烦,二人彼此之间也不愉快。现在仅略述其大要于后。
  最重要与最为人所熟知者共有九项,为方便计,今归纳为三组。有三种国营企业、三种新税、三项管制人民的登记制度、三种国营企业是均输法(国营贸易局),市易法(国营零售店管理局),以及利息二分实收三分(加上申请和登记费)的青苗法。三项新税收是免役税、国产消费税、所得税。登记制度是把国民组织起来,编成十家为一组的征兵单位,亦即保甲;重新登记土地和马匹(方田均税法与保马法)。大体说来,这些方案近乎现代的集体经济政策。
  国营企业自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以首先设立全国或省际的批发机构开始。深信政府有厚利可图,神宗皇帝拨了五百万两现款,三千万担谷子作为由政府接收省际贸易的货品和原料的经费。但是这套办法立刻遇到了困难。当年二月,朝廷先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负研究条款之责并予以公布。在条例司的官员之中就有苏子由。苏子由上奏折指出,朝廷若接收全国贸易,自由企业会立即瘫痪,只因各地的批发商人无力与官家竞争。政府与商人必将互相掣肘,而且他否认国库会有利可图。私人商业有相沿已久的信用关系及其它办法,政府经营时则无此种便利。必须先成立庞大机构以高薪雇用大批官员,并建筑美仑美美的官衙。结果不是从事以供与求为基础的商业经营,而是视佣金多寡来处理,按私人交情厚薄而分配利润,照亲疏远近而订立合同。子由力陈,由于官僚作风的无能,官方无力压低物价,只能以高价买入,远比正常商人购货时价钱高,所以自然失败无疑。
  所谓官营的均输法,亦即政府批发生意,因此搁置了一年,从长计议。后来朝廷用一个新名称提出一项修正计划。批发与零售的分界不是一个呆板硬性的规定,主管大公营商店的贸易局分设在大城市,如成都、广州、杭州。为了这些贸易机构的发展,朝廷又由国库拨出一百万绢,由京都地方的货币中拨出八十七万缕。为成立这些机构所举出的理由为:“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宜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为,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领导者是一个极为能干的官员。他向政府所呈报的利润越厚,则上级认为他越干练。这个能干的官员名叫吕嘉间,成了全国的市易务官,全权控制全国的小商人。京都市易务的规矩是,小贸易商必须做该机构的会员;可以把货物与该处的资财联合经营,或由官方出钱收买他们店铺的存货;商人若想歇业,可把存货售与官家;也可用部分存货作为抵押向官方借钱,半年付息一分,或一年付两分。非该处会员,也可把货物卖与官家,价格由官家规定;最后是,不论官家需用何等货物,统由该处办理。
  政府吸收小商家,为此一制度最弱的一点,而私人营业几乎完全停顿。数年后,贸易和商业大为减少,按理论朝廷获利甚大,而实际上朝廷税收受损却到可惊的程度。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经降低为与小民争利的贩夫走卒,皇帝知道后,大为不悦。最后,京都市易务和商税的丑闻传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下令停止新法中最为人厌恶的几项。
  但是变法中最为人所知道的是青苗法。直到今日,每逢人谈到王安石的变法时,先想到的是这一项。这一项措施影响到全国每一个村庄,也是引起朝中轩然大波的主要原因。这一项措施本身确实不错,有些近似现代的农民银行。王安石年轻做太守时,曾在春耕时贷款予农民,收割时本利收回。他觉得这个办法对老百姓确实有帮助,因为他任职地方政府,能知道借款确有其需要,并且还要经官方适当的调查。在陕西省,官方亦曾试办,也颇为成功。而且由于这项办法由陕西春耕时开始,所以农民借款仍叫“青苗”贷款。
  在年成好时,当局知道必然会丰收,就贷款与农人购买农具和麦苗;一经收割。官方就去收麦子以供军需,且有利息可赚。据制置三司条例司所说:“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略计贯石可及千五百万贯石以上,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现在斜斗,遇贵量减市价朵,遇贱量增市价来。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钱搬,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现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随税输纳外斗,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朵,所及者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为民。而公家无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
  这项美丽纯正的计划原本是为农民之利益而设,结果竟一变而为扰民,弄得农民家败人亡,到底何以演变至此一地步,我们到后面再看。不过我们应当说明的是,这个新措施本乃常平仓古法的延续,但后来渐渐把古法取而代之。由宋朝开国始,政府在各县一直保持此类谷仓,用以稳定谷价,谷贱伤农,政府则收买剩余的稻谷。在歉年时,正相反,稻谷之价高涨时,官方则将稻谷抛售,用以平抑粮价。诚然,主管粮政的当局不见得行政效率能永远很好,因为不少官吏谷价低贱时,不见得愿意收买。甚至在英宗治平三年(一0 六六)常平仓公布的数字显示,官家一年内收购五百零一万四千一百八十石谷物,卖出为四百七十一万一千五百七十石。现在,仓凛的财货都已变为青苗贷款的本金,常平仓的正常功用自然终止了。
  青苗法的基本问题是,这种贷款必然会变成强迫贷款。王安石不容人有异议,如今必须成功不可。他必须向神宗表示此种贷款极为成功,深受农民欢迎。他不容许属下放款松懈。他不能了解农民不需要此项贷款,每逢预备贷出的款项不能如数贷出时,他就暴跳如雷。他开始把办理贷款成绩好的官员提升,把他认为懈怠者处罚。每一个官员无不注意自己的成绩,最关心的就是由报表上显出好成绩。此等对众官吏竞赛的刺激办法,很像现代的推销政府公债。主办贷款的官员一知道自己若不能将款如数贷出,便会因“阻碍变法”的罪过行将革职或降职时,被王安石称之为能吏的官员,便将款项开始在官方压力之下强行分配。每家都得向官家借债,每一期三个月,每个人在一期得交付百分之三十的利息。也有善良的官吏深知这种贷款对贫民为害之大,也知道若本利不能缴还,必难免牢狱之灾。因此依照朝廷的明文规定,正式向民众宣布,此等贷款,依据圣旨,纯属志愿;心里对会因“阻挠变法”而降级,早有准备了。
  免役法亦复如此。官方的本意与实施情形,也是大相径庭。但是这一项措施,可以说是王安石变法中最好的一项。后来苏东坡的“蜀党”当权时,他一派中所有的人都打算把王安石的新法全予推翻,苏东坡所支持新法中唯一的一种,就是免役法。
  在宋以前,中国实行征兵制已经很久。王安石提出的就是老百姓要付税以代替兵役。换言之,这条措施就是以募兵组成常备军代替征兵制。不过,仔细研究一下免役法的规定,其结论恐怕难逃政府从税收以裕国库的目的,至于使人民免于征兵之利益,则已由实行保甲制度而归为泡影,而保甲制度较之征兵制则弊害更多。免役法慎重研讨一年之后,条文终于公布了。条文中规定凡过去免于征兵之家仍须付免役税;例如,寡妇,家中无子女,或只有独子,或虽有子女而尚未成年者,尼姑与和尚道士,都须纳一种税,名之为“助役金”。各地区在免役配额之外,须多缴纳百分之二十,以供荒年百姓无力缴纳时应用。由此种税征集的款项,则充政府雇兵与雇用其他人员之用。正如苏东坡在青苗贷款措施上所说,百姓将因拖欠而入狱,而受鞭答之苦,也正如司马光当时所指出将来必然发生之情况——凡无现款以缴纳春秋之兔役税者,必强迫而出售食粮,杀其耕牛,代其树木,方可以缴纳此项捐税。再者,在前项征兵法中,民家只不过轮流服役数年,而在新实行之免役法中,常常须为免役而年年缴税,连不须服役之年,亦须照常缴税。
  免役法,以及新商税与所得税法,必须看做是向民征税的一项新方法,而并非免于征兵,因为人民在保甲法之下仍须接受征调而接受军事训练的。新商事法是根据商人账目向商人的利润上征取捐税的。所得税,并非现代意义的所得税。我之要在此称之为所得税,是因为官方强迫人民登记其收入与财产,据此以做分配其它捐税之用。此税之所以像所得税,就是人民必须要报其收入与财产之所得,煞费心机去欺骗政府。在这项新政的争论上,据说此项措施公布之后,“民家尺椽寸土,检括无遗, 至鸡豚亦遍抄之。 ”无一不登记报官的。最后一项措施于神宗熙宁七年(一0 七四)历时不久而废,因王安石不久失势之故;甚至在此项措施停止实施之前,苏东坡称其不合于法,在他治下地区拒予推行。
  王安石在免役法中表明意在解除人民在征兵法中之苦,结果保甲法证实了他是言不由衷。事实至为明显,他的新保甲法与免役法是同时公布的,在神宗熙宁三年十二月(一0七0)。朝廷用免役法的法宝,一只手从人民身上解除了征兵的重担,却用另一只手把那个重担又放回人民身上。保甲是邻居连保制度。每十家为一保,每五十家为一大保。一保中如有人窝藏贼犯,保内各家要负连带重任;如有谋杀、强奸等罪,保中必须报告官府。每一大保之壮丁必须组队接受军事训练,一家有壮丁二人者抽其一,如超过二壮丁,则依比例多抽。凡抽去者每五天离田受训,此五天相当于现今之一星期,一个月分为六节。家有壮丁者,不必如古代征兵制度下只身赴外乡,而是使军队深入村中。但是王安石善于宣传,他知道给旧事物一个新名称,此旧事物便不复存,所以“征兵制已废”。
  在集中登记管理人民之外,还有一种农民田地强迫登记,作为征收新税的依据,以及另一种将政府的马匹寄养在民家的制度,也就是方田均税法及保马法。像所有集体制度一样,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政府在妥为照顾人民的焦虑之下,这个新政权必须确知人民做些什么,有些什么。也像其它集体制度一样,这个新政权也认为缺少了特务人员是不能统治的。 因而其特务制度在神宗熙宁五年(一0 七二)成立,幸而苏东坡已经离开京都了。这个新政权若不把御史台(相当于现代的报章杂志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党手下人填满,这个新政权也是无法发挥效能的。王安石也觉得有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观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往后则像希特勒,因为他一遇到别人反对,则暴跳如雷——现代的精神病学家,大概会把他列为患有妄想狂的人。
  显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历史家和批评家共同认为他一个不可饶恕的行为,倒不是他的政治社会的冒险改革,而是他自命为经典的唯一解释人一事。他也像王莽那样窜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写他自己的《三经新义》,使之成为思想的官定标准,用以代替所有过去经典的名家疏解。以一个学者而论,王安石还算不错,但还不足以把郑康成、马融、陆德明等鸿儒取而代之。他此种行为,既是官权的滥用,又是对学术的污辱。中国科举考试,一般都是以经书的一段为题,而应考者的发挥题意也要依据经书。这个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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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  陆海明 于 周日 九月 25 2011, 08:37

第十一章 诗人、名妓、高僧

  杭州,在当年一如今日,是一个美妙难言的都市,谚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后来几乎变成了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他初到杭州便写出下面的诗句: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杭州像是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不只是杭州的山林湖海之美,也非只是由于杭州繁华的街道,闳壮的庙宇,也是由于他和杭州人的感情融洽,由于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是在杭州度过的。杭州人有南方的轻松愉快,有诗歌,有美女,他们喜爱苏东坡这位年轻的名诗人,喜爱他的朝气冲力,他那潇洒的神韵,他那不拘小节的胸襟。杭州的美丽赋予他灵感,杭州温柔的魁力浸润他的心神。杭州赢取了苏东坡的心,苏东坡赢取了杭州人的心。在他任杭州通判任期中,也无权多为地方人建设,但是他之身为诗人,地方人已经深感满足。他一遭逮捕,地方人沿街设立香案,为他祷告上苍早日获释。他离开杭州之后,南方的秀美与温情,仍然使他梦寐难忘。他知道他还会故地重归。等十八年之后,他又回去任太守之职。他对地方建树良多,遗爱难忘,杭州人爱之不舍,以为与杭州不可分割。今天,去此伟大诗人居住于杭州,歌咏于杭州,已经一千余年,在你泛舟于西湖之上,或攀登上孤山岛或凤凰山上,或品茗于湖滨酒馆中,你会听到杭州本地的主人嘴边常挂着“苏东坡,苏东坡。”你若指出苏东坡是四川人,他会不高兴听。他心里认为苏东坡生于杭州,除去到京都之外,何尝离开过杭州!
  在性情,在放浪的风情,在爱与笑等方面,苏东坡与西湖是密不可分的。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尽其才。一个城市,能得诗人发现其生活上复杂的地方性,并不容易;而诗人能在寥寥四行诗句中表现此地的精粹、气象、美丽,也颇不简单。在公认为表现西湖最好的诗,就是苏东坡写西湖的一首诗,苏东坡把西湖比做古代的美人西施,清晨在家不施脂粉时也好,施脂粉而盛装时也好;晴天也好,阴天也好,都会显出西湖不朽的美色来。苏东坡描写西湖的那首七言绝句是:水光潋艳晴偏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这当然是个譬喻而已。西施若是描画蛾眉,不论何时,总比不画更好看。苏东坡润饰了湖滨,再以至高无上的艺术手法略予点染,使之看来不失其自然。今日苏堤横卧湖上,此一小小仙岛投入水中的影子,构成了“三潭印月”,湖边垂柳成行,足以证明苏东坡在设计风景方面的奇才。杭州的西湖与扬州的小西湖,都表现出中国布置风景的巧思,并且显示人为的技巧与艺术只增加了自然之美,并未破坏自然之美。艺术家首先把握住那个地方大自然的设计,并将其自然的结构与章法做一全盘的估量。他只是略加点染,以求收紧或铺开,或在此处,或在彼处,加强某一些轮廓而已。
  苏东坡携带妻儿来杭州,是在神宗熙宁四年(一0 七一)十一月二十八日。公馆位于凤凰山顶,南见钱塘江,出海的大船出没于江面;北望西湖四周环山,山顶隐没于白云中,庙宇与富家别墅点缀于山坡之上;东望钱塘江湾,但见惊涛拍岸。杭州为一大都市,故除去太守一人外,另设二官辅佐之。苏东坡之官邸占公馆之北面,可俯瞰西湖。就在凤凰山下,夹于西湖与钱塘江湾中间,自北而南的,正是杭州城,城外环以高墙,城内有河道,河道上架以桥梁相通。苏夫人清晨起身,打开窗户,看见下面西湖平静的水面,山巅、别墅、飘浮的白云,都映入水中,不觉心旷神恰。离中午甚早,湖面上早已游艇处处。夜晚,由他们的住宅,可以听见吹萧歌唱之声。城内有些街道比别处显得更为明亮,因为有夜市数所,直到次晨两三点始行收市。尤其对女人们看来,总有些令人着迷的货品,如美味食物、绸缎、刺绣、扇子。孩子们则会看到各式各样糖果、玩具、走马灯等东西。宋朝时的糖果商贩都利用特殊广告技巧,以广招待。有的用赌博,有的装做白胡子老汉,有的戴面具,载歌载舞。有的卖棉花糖,有的卖糖吹的各种小兽,有的做“沙糖”,类似现在的枫糖。有一本书写杭州城的生活情况,写在宋末——在苏东坡以后百年左右,在马可孛罗来中国百年之前,把当时的街道、沟渠、湖泊、食粮、娱乐,写得纤介无遗,读之令人神往。把当时杭州城的生活描绘得比马可孛罗写的更为详尽。马可孛罗谈到王公贵人的打猎,公主贵妇在西湖边洗浴,富商的游艇往来于杭州、泉州之间,但他对糖果、糕饼、通俗的娱乐等名称,并不熟悉。吴自牧这本《梦梁录》上,像老妪般滔滔不绝的叙述那些精美的各式小食美味,真会使读者观之入迷。
  苏东坡有一半相信他前生曾住在杭州。这种想法曾记在他的诗里,他同代人的笔记里也记载过。有一天他去游寿星院,他一进门,便觉得所见景物十分熟悉,他告诉同游者走九十二级便到向忏堂,结果证明他所言不误。他还可以把寺院后面的建筑、庭院、树木、山石,向同行人描写。我们倒无须乎相信此等前生之事,但是社会上一般人相信有鬼有前生之时,总会有很多此等亲闻亲见的故事,也像鬼故事一样,虽然不能完全证实确有其事,也不能完全证实却无其事。在苏东坡的时代,一般人都相信有前生,此等故事自然不稀奇。有一个关于张方平前生的故事。一天,张方平前去游庙,他告诉别人他记得前生曾在那个庙里当住持。他指着楼上说,他记得曾在楼上抄写经卷,那本经并没抄完。他同一个朋友到楼上一看,果然有一本佛经尚未抄完,字体和张方平的字体一样。他拿起笔来又由前生停下的地方接着往下抄写。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苏东坡一个好朋友的事。大诗人黄庭坚告诉人说他前生是一个女子。他一个隔肢窝有狐臭。一天夜里,那时他在四川涪州做太守时,他梦见一个女子对他说:“我是你的前身,现在埋在某处。棺木已经腐朽,左侧有一个大蚂蚁洞。把那个蚂蚁洞给我移开。”黄庭坚照办,左隔肢窝的狐臭就好了。
  苏东坡在杭州任判官,除去审问案件,并无重大任务。这种情形他颇为不喜,因为被捕者多为违犯王安石新法的良民,犯的那些法条都是他所反对的。可是那是法律,他无权更改。若一读关于他在新年除夕需要审问因贩私盐而被捕的犯人那首诗,就不难了解他在此一时期的心情。但是杭州湾附近产盐区的盐贩子,都不肯放弃他们原来的生意。当地贩卖私盐的整个情形,苏东坡在给一位阁员的书信中说得十分清楚。我们在此先不管贩卖私盐一事,还是看看东坡这位诗人对同胞的态度吧,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和那些他审问的阶下囚,并无不同。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念此系中国。
  小人营报粮,堕网不知羞。
  我之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从遣,团默愧前修。
  对子由他写的才是肺腑之言: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塞。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居高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
  在另一首诗里,他写百姓在保甲制度下所受的痛苦,描写老百姓在鞭答之下的哭叫,甚至壮丁的妻子儿女也关入了监狱。这些诗句累积起来,后来他被捕受审时,竟确立了他企图摧毁人民对新政的信心之罪行。
  但是,他仍能随时随地自得其乐。他尽量逃向大自然,而自然美之绝佳处,在杭州随处皆是。他的诗思随时得在杭州附近饱揽风光之美。因为不但杭州城本身、西湖,而且连杭州城四周十里或十五里之内,都成了苏东坡时常出没的所在。游客自杭州西湖出发,可以往各方面走去,或沿北岸到有名的灵隐寺和天竺顶;或由南岸出发到葛岭,在虎跑品尝名泉沏的茶,然后顺着一条婉蜒的山间小溪归来。西湖和城郊,共有三百六十个寺院,大都在山顶上,在这等地方与山僧闲话,可以消磨一个下午的时光。若去游览这些寺院,往往需要一整天,而且返抵家中时已是喜色昏黄、万家灯火了。穿过灯火通明人群拥挤的夜市,陶然半醉到家,自己头脑里的诗句,已经半记半忘了。
  睡眼忽惊展,繁灯闹河塘,市人拍手笑,状如失林鸳,始悟山野姿,异趣难自强,人生安为笑,吾策殊未良。
  杭州是多彩多姿,而西湖又引人入胜。江南的天气,一年四季都引人出外游玩。在春秋两季,全杭州人都在湖滨游玩。甚至冬季下雪的日子,还有寻乐的人乘船到湖上玩赏雪景。尤其是重要的节日,比如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中秋节、重阳节、二月十一当地神抵的生日,湖上全是游逛之人,必须前一天预先雇妥游艇。游人无须自带食物,因为一切东西,包括茶杯、茶托、汤勺、筷子,全由游艇供给。还有船夫捕鱼卖与游客放生,这样救生积德,按佛教说,这是在天堂积存财宝。同一条鱼被捕三次,又被放三次,这条鱼说不定就可从阴曹救三条人命了。
  苏东坡充分参与西湖上的生活。湖上的游乐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同乐,一种是挟妓游湖。在湖上这个地方,家庭妇女是望妓而生畏意,而妓女则望家庭妇女而有妒心。妓女们从心眼儿里盼望她们能跳出火坑,自己有家有儿女,就犹如那些家庭妇女一样。苏东坡有时和妻子儿女一齐去游湖,有时与好喝酒的同僚同游。他是多才多艺,方面最广。他的一只笔运用自如,写出的诗句,巧妙华美,合规中矩,地方文人,对他敬佩万分。他写出的诗句飘逸自然,使人一见难忘。与家人在一起,他唱出下面的诗句:船头研鲜细缕缕,船尾炊玉香浮浮。同官衙僚属同游时,大家欢天喜地之中,他就写出这样清新愉快的句子:
  游翁已妆吴榜稳,舞衫初试越罗新。
  他们一到湖畔,船夫便把他们围住,争揽顾客。他们总是挑一只小船,够坐四五人便好,有时人多,便须要一个可摆一张饭桌的,然后吩咐船娘预备饭菜,这种船上的船娘通常都是精于烹调的。这等住家船上都是雕刻精美,船头有笕嘴。湖上也有船贩卖食品与游客。有些船夫卖栗子、瓜籽、夹馅藕、糖果、烤鸡、海鲜食品。有的船夫专门卖茶。有的船上载着艺人,按照习俗是靠近游客的船,表演歌舞、特技、投掷、射击等游戏。
  在船的四周,湖水一碧如染,约有十里之遥,往远处看,白云依偎于山巅,使山峦半隐半显,白云飘忽出没,山客随之而改变;山峦供白云以家乡,使之倦游而归息。有时天阴欲雪,阴霆低垂,邱阜便隐而难见。阴霆之后,游客尚可望见楼塔闪动,东鳞西爪,远山轮廓,依稀在望。晴朗之日,水清见底,游鱼可数。苏东坡在两行七言诗里,描绘船夫的黄头巾,衬托着碧绿的山光,给人以极为鲜明的印象。他的诗句是:
  映山黄帽璃头肪,夹道青烟雀尾炉。
  登岸之后,往山中走去,在圆寂无人的树林里,可以听到鸟声此呼彼应。苏东坡本来就性喜游历,现在常常独自一人漫游于山中。在高山之顶,在人迹罕到的水源岩石上,信笔题诗。有些寺庙他常去游历,因而成了庙中和尚的至交。在苏东坡去世后,一个老和尚说出苏东坡的一个故事。他说,他年轻时在寿星院当和尚,常看见苏东坡在夏天一人赤足走上山去。他向和尚借一个躺椅,搬到附近竹林下选好的处所。他全无做官的架子,脱下袍子和小褂,在下午的时光,赤背在躺椅上睡觉。小和尚不敢走近,由远处偷看这位一代大儒,他竟而看到别人无法看到的情形。他看见,也许他以为他看见,这位大诗人背上有七颗黑痣,排状恰似北斗七星一样。老和尚又说,那就足以证明苏东坡是天上星象下界,在人间暂时作客而已。
  苏东坡在离开杭州之后,曾写了一首诗给晁端彦,概括叙述他出外游历的习惯,那时晁端彦即将出使杭州,苏东坡写诗告诉他当注意的事。诗如下:
  西湖天下泉,游者无愚贤。
  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
  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
  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
  三百六十寺,幽寻送穷年。
  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
  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
  君持使者节,风采烁云烟。
  清流与碧峨,安背为君妍。
  胡不屏骑从,暂借僧榻眠。
  读我壁问诗,清凉洗烦煎。
  策杖无道路,直造意所便。
  应逢古渔父,苇问自寅缘。
  问道若有得,买鱼勿论钱。
  由文学掌故上看来,苏东坡在杭州颇与宗教及女人有关,也可以说与和尚和妓女有关,而和尚与妓女关系之深则远超于吾人想象之上。在苏东坡的看法上,感官的生活与精神的生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人生的诗歌与哲学的看法上,是并行而不悻的。因为他爱诗歌,他对人生热爱之强使他不能苦修做和尚;又由于他爱哲学,他的智慧之高,使他不会沉溺而不能自拔。他之不能忘情于女人、诗歌、猪肉、酒,正如他之不能忘情于绿水青山,同时,他的慧根之深,使他不会染上浅薄尖刻、纨绔子弟的习气。
  这个年轻耽于玩乐的诗人之态度,若予以最好说明,那就要看他怎么样使一个道行高洁的老僧和一个名妓见面的故事了。大通禅师是一个持法甚严,道行甚高的老僧,据说谁要到他的修道处所去见他,必须先依法斋戒。女人当然不能进他的禅堂。有一天,苏东坡和一群人去逛庙,其中有一个妓女。因为知道那位高僧的习惯,大家就停在外面。苏东坡与此老僧相交甚厚,在心中一种淘气的冲动之下,他想把那个妓女带进去破坏老和尚的清规。等他带着那个妓女进去向老方丈敬拜之时,老方丈一见此年轻人如此荒唐,显然是心中不悦。苏东坡说,倘若老方丈肯把诵经时用来打木鱼的木缒借给妓女一用,他就立刻写一首诗向老方丈谢罪。结果苏东坡作了下面的小调给那个妓女唱: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缒,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退,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这正是戏台上小丑的独白,甚至持法甚严的大通禅师也大笑起来。苏东坡和那个妓女走出禅房向别人夸口,说他俩学了“密宗佛课”。
  把女人与和尚分开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中国文学上是如此。和尚的故事,往往是女人的故事,而女人的故事也往往是和尚的故事。在东方西方是一样,在一般世俗人的心里,对那些独身主义者总是暗怀恶感,因为他们向天下宣称他们没有男女之欢的生活,不同于一般人。而对独身主义者暗怀的恶感,就增强了薄伽丘《十日谈》小说的流行。再者,和尚与女人之间的艳闻,比商人与女人之间的艳闻可就使人觉得精彩多了。
  苏东坡做杭州通判时,有一次,他曾判决一件与和尚有关的案子。灵隐寺有一个和尚,名叫了然。他常到勾栏院寻花问柳,迷上了一个妓女,名叫秀奴。最后钱财花尽,弄得衣衫褴楼,秀奴便不再见他。一夜,他喝得醉醒醒之下,又去找秀奴。吃了闭门羹,他闯了进去,把秀奴打了一顿之后,竟把她杀死。这个和尚乃因谋杀罪而受审。在检查他时,官员见他的一支胳膊上刺有一副对联:“但愿同生极乐国,免如今世苦相思。”全案调查完竣,证据呈给苏东坡。苏东坡不禁把判决辞写成下面这个小调儿: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钨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和尚押赴刑场斩首示众。像以上的这两首小调儿,因为是用当日的口头话写的,大家自然口口相传,对这位天才怪诗人的闲谈趣语又加多了。
  在那些名人轶事中,有一本是关于苏东坡和他那喜爱寻欢取乐的朋友佛印的故事。那时节,苏东坡对佛学还没有认真研究,在他四十岁以后,在黄州时,他才精研佛学。黄州的几个和尚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后来他在靖江、金陵、庐山,又交了些和尚朋友。那些人中,至少有两个——惠勤和参寥,是诗人学者,颇为人所尊敬。由那些随笔轶闻上看,佛印并不算重要。但是佛印是以风流潇洒出名的,而且在一般通俗说部里,佛印比参寥更常为人提到是苏东坡的朋友。
  佛印根本并不打算出家为僧,并且他出身富有之家。根据一个荒唐故事,他的生身之母也就是李定的母亲。显然他母亲是个放荡不羁的女人,曾出嫁三次,和三个丈夫各生过一个儿子,在当年是不可多见的。在皇帝对佛教徒赐予接见,以示对佛教抱有好感时,苏东坡就把此人推荐上去。佛印在皇帝驾前力陈对佛教的虔诚信仰。皇帝一看,此人颀长英俊,面容不俗,说他若肯出家为僧,慨允赐他一个度碟。佛印当时进退两难,只好答应出家。他在黄州时,常在一队仆从侍奉之下,乘骡出游,与出家苦修的生活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佛印富有机智捷才。在他和苏东坡有点儿哲理味道的故事中,有一个是这样的,苏东坡一天和佛印去游一座寺院,进了前殿,他俩看见两个面貌狰狞可怕的巨大金刚像——一般认为能伏怪降魔,放在门口当然是把守大门的。
  苏东坡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到了内殿,他俩看见观音像,手持一串念珠。
  苏东坡问:“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嗅,她也是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苏东坡又问:“她向谁祷告?”
  “向她自己祷告。”
  东坡又问:“这是何故?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
  佛印说:“你知道,求人难,求人不如求己呀!”
  他俩又看见佛桌上有一本祷告用的佛经。苏东坡看见有一条祷告文句: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存心害人者,自己遭毒毙。
  苏东坡说:“这荒唐!佛心慈悲,怎肯移害某甲之心去害某乙,若真如此,佛便不慈悲了。”
  他请准改正此一祷告文句,提笔删改如下: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害人与对方,两家都无事。
  在苏东坡与佛印富有讥讽妙语的对话中,大都是双关语,难以译成另一国文字,不过下面有一条:
  “鸟”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在中国俚语中颇为不雅。苏东坡想用此一字开佛印的玩笑。苏东坡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例说吧:‘时闻啄木鸟, 疑是叩门僧。 ’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
  佛印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
  这些轶事中总是说这位和尚斗智胜过了苏东坡这位诗人。我疑心这些故事都是佛印自己编的。根据现在可知的记载,中国的娼妓制度,创始于战国的管仲,他订这种办法作为士兵的康乐活动。甚至在苏东坡时代,还有官妓,当然另有私娼。但是中国却有一种特殊的传统发展出来,就是出现了一种高级的“名妓”,与普通的娼妓大为不同,她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崭露头角,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诗人,有些与文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她们这一阶层,与中国歌曲音乐史的发展,及诗歌形式的变化,密不可分。中国诗歌经文人亦步亦趋呆板生硬的模仿一段时期之后,诗歌已成了一连串的陈词滥语,这时往往是这种名妓创一种新形式,再赋予诗蓬勃的新生命。可以说音乐与诗歌是她们的特殊领域。因为演奏乐器与歌唱都受闺阎良家女子所歧视,原因是那些歌词都离不开爱与情,认为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有害,结果音乐歌舞便完全由歌妓保存流传下来。
  在苏东坡时代的生活里,酒筵公务之间与歌妓相往还,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和苏格拉底时代名女人阿西巴西亚参加男人的宴会相比,也没有什么丢脸的。歌妓在酒席间招待,为客人斟酒,为大家唱歌。她们之中有不少颇有天赋,那些会读书写作擅长歌舞的,多为文人学者所罗致。因为当时女人不得参与男人的社交活动,男人需求女人相陪伴,男人只好向那些职业性的才女群中去寻求快乐。有时,那种调情挑逗却是纯真无邪,也不过是戏谑而已,倒有几分像现在的夜总会的气氛。歌妓唱的都是谈情说爱的歌曲,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恋,或系假义虚情,但暗示云雨之情,或明言鱼水之欢。高等名妓也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艺人,因为芳心谁属,可以自由选择,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宋徽宗微服出宫,夜访名妓李师师家。总之,当时对妓女的看法,远较今日轻松。美国曼哈坦的诗人今日不为歌女写诗,至少不肯公然出版,可是当日杭州的诗人则为歌女公然写诗。即使是颇负众望的正人君子,为某名妓写诗相赠也是寻常事。在那个时代,不但韩琦、欧阳修曾留下有关妓女的诗,甚至端肃严谨的宰相如范仲淹、司马光诸先贤,也曾写有此类情诗。再甚至精忠爱国的民族英雄岳飞,也曾在一次宴席上写诗赠予歌妓。
  只有严以律己的道学家,立身之道完全在一“敬”字,同于基督教的“敬畏上帝”,只有这等人才特别反对。他们有一套更为严厉的道德规范,对淫邪特别敬而远之。道学家程颐——苏东坡的政敌,在哲宗皇帝才十二岁时,他就警告皇帝提防女人淫邪的诱惑。这位年轻皇帝竟那么厌恶这种警告,到他十八岁时,只有一个女人就把他说服了,使他相信那个女人是对的,而那位道学家是错的。有一次,程颐的一个学生写了两行诗, 论“梦魂出窍” ,在梦中去找女人,程颐大慌,喊道:“鬼话!鬼话!”大儒朱熹也是深深畏惧女人的诱惑,正人君子胡桂十年放逐,遇赦归来,写了两行诗:“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徽涡。”朱熹在感叹之下写出了一首七绝:
  十年江海一身轻,三对梨涡却有情。
  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正相反,苏东坡对性持较为诙谐的看法。在他著的《东坡志林》里,他在黄州时曾写有下列文字:
  昨日太守唐君来,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座本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 难在去欲。”张云:“苏 子卿吃雪吹毡,蹈背出血,无一语稍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而况洞房给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记之。
  苏东坡一生,遇有歌妓酒筵,欣然参与,决不躲避。十之八九歌妓求诗之时,他毫不迟疑,即提笔写在披肩上或纨肩上。下面即是一例: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苏东坡写了有关女人的抒情诗,但从来不写像他朋友黄庭坚写的那种艳诗。
  宋朝的歌妓使一种诗的新形式流行起来,那就是词。苏东坡不但精通此道,而且把前此专供谈情说爱的词, 变成表达胸怀感想的文学形式。 他的词中最好的是《赤壁怀古》(调寄“念奴娇”),对三国英雄人物发思古之幽情。李白、杜甫早于苏东坡三百余年,使绝句和律诗成为诗体之正宗,多少杰出的诗人争相模仿。但是律诗,每句五言或七言,中间两副对子,已经陈腐。诗人都想有所创新。但是观瀑、白簿、柳阴等的情调早已发现用厌,唐代诗人淋漓的元气与强烈的感情也已不复存在。更可怕的是,甚至诗的词藻都是陈旧比喻的重复,那些比喻一用就令人生厌。苏东坡在他一首咏雪诗前面的小序里说,决不用“盐”这个字指雪,“雪”这个字总是胜过“盐”。唐诗的主题已经用滥,在文字上,有些作者总喜欢蹈袭前人的诗句,也有些博学的读者,一看便知道诗中思想与词藻的来源,因此有会心的微笑。评注家的努力只限于寻出某些生僻词语的出处,得到机会以博学自炫。结果,作诗集评注的人并不以阐述判断诗的含义为要务,而以指出某些词语之出处为已足。
  从诗的衰微沉滞状态解救出来,一定有待于一种新的诗体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却有待于歌妓使之普及流行。宋词的文字清新活泼,比唐诗更近于口语,后来的元曲比宋词则又更近于口语。词只是根据乐谱填出的歌曲。所以不说“写词”,而说“填词”。在词里,不像唐朝绝句律诗每行字数固定,行的长短有了变化,完全配合歌曲的需求。
  在苏东坡时代,词这种诗的新形式正在盛极一时。由于苏东坡、秦少游、黄庭坚,及宋代别的词人如晏几道、周邦彦等的创作,词这一体的诗成了宋朝诗的正宗。苏东坡在黄州时才发现了词,极其喜爱,从在黄州的第二年,开始大量填词。但是词只是一种抒情诗,内容歌咏的总是“香汗”、“罗幕”、“乱发”、“春夜”、“暖玉”、“削肩”、“柳腰”、“纤指”等等。这种艳词与淫词从何处何时划分开,完全在于词人对素材处理的手法。情欲和纯爱在诗中之难划分,正如在现实人生中之难划分一样。无可避免的是,诗人,也像现代有歌舞助兴的餐馆的艺人一样,偏爱歌唱伤心断肠的悲痛、爱的痛苦、单恋的思念。他们歌咏的是闺中的少妇怨女,怅然怀念难得一见的情郎,默然自揽腰围,悄然与烛影相对。其实,女人的魁力全在她的娇弱无依无靠,她的芳容。瞧悴,她那沉默无言的泪珠儿,她那睡昏昏的情思,她的长宵不寐,她的肝肠寸断,她的茶饭不思,她的精神不振,以及一切身心两方面的楚楚可怜——这一切, 和穷苦一样, 都显得有诗意美感。这些文词都与“苏慷”一词相似,而含有色欲***的意思。苏东坡不但成为有来一代的大词家,而宋词之得以脱离柔靡伤感的滥调儿,要归功于苏东坡,至少他个人是做到了。
  根据记载,苏东坡没有迷恋上哪个歌妓,他只是喜爱洒筵征逐,和女人逢场作戏,十分随和而已,他并没有纳妾藏娇。倒是有两个女人与他特别亲密。才女琴操听从了他的规劝,自己赎身之后,出家为尼;朝云,后来成了他的妾,当时才十二岁。我们以后再提她。
  现在有一份宋拓苏字帖,上面记有一个妓女的一首诗,叫做《天际乌云帖》,是从第一句诗得名的。帖里说的是营妓周韶的故事,周韶曾赴宴席侑酒。她常和书家兼品茶名家蔡襄比赛喝茶,都曾获胜。苏东坡经过杭州,太守陈襄邀宴,周韶也在座。宴席上,周韶请求脱除妓籍,客人命她写一首绝句。周韶提笔立成,自比为笼中白鹦鹉“雪衣女”。诗曰: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席上其他诗人也写诗为念。苏东坡补言当时周韶正在居丧,着白衣。众人都受感动,周韶遂脱籍。
  过这样的官场生活,自然须要做妻子的信任和了解。要做一个好妻子,主要是如何物色一个好丈夫;从反面说,要做一个好丈夫,主要就是如何物色一个好妻子。有一个好妻子,则男儿不违法犯纪,不遭横祸。苏东坡的妻子知道她嫁的是一个人人喜爱的诗人,也是个天才,她当然不会和丈夫去比文才和文学的荣誉。她早已打定主意,她所要做的就是做个妻子,一个贤妻。她现在已生了两个婴儿。做一个判官的妻子,她有一个舒服的家,享有社交上的地位。她还依然年轻,甘四岁左右。丈夫才气焕发,胸襟开阔,喜爱追欢寻乐,还有——是个多么渊博的学者呀!但是佩服丈夫的人太多了——有男的,也有女的!难道她没看见公馆南边那些女人吗?还有在望湖楼和有美堂那些宴会里的。新到的太守陈襄,是个饱学之士,在他们到差之后一年来的,这位太守把对外界的应酬做得很周到,官妓自然全听他们招唤。另外还有周那、鲁少卿等人,并不是丈夫的真正好朋友。歌妓们都有才艺,会唱歌曲、会弹奏乐器,她们之中还有会作诗填词的。她自己不会做诗填词,但是她懂那些文句。那些诗词她也觉得熟悉,因为她常听见丈夫低声吟唱。她若出口吟唱,那可羞死人!高贵的夫人怎么可以唱词呢?她丈夫去访那些赤足的高僧——惠勤、辩才,还有那些年高有德的长胡子的老翁,她反倒觉得心里自在点儿。
  苏夫人用了好几年的工夫才摸清楚丈夫性格,那是多方面的个性,既是乐天达观随遇而安,可是有时又激烈而固执。到现在她倒了解一方面,就是他不会受别人影响,而且你无法和他辩论。另一方面,倘若他给歌妓题诗,那又何妨?那是当然的。他对那些职业性的女艺人,决不迷恋。而且她还听说他曾把一个歌妓琴操劝服去遁入空门修道为尼呢!琴操真有很高的宿慧,诗与佛学一触即通。苏东坡不应当把白居易写歌妓末路生活的诗句念给琴操听。苏夫人聪明解事,办事圆通,她不会把丈夫反倒推入歌妓的怀抱。而且,她知道丈夫这个男人是妻子管不住的,连皇帝也没用。她做得最漂亮——信任他。
  她是进士的女儿,能读能写,但是并非一个“士”。她只为丈夫做眉州家乡菜,做丈夫爱喝的姜茶。他生病时,多么需人照顾啊!若丈夫是诗人,因而有些异乎寻常之处,那是应当的。丈夫知道有书要读,上千上百卷的书,做妻子的也知道要管家事,要抚养孩子,要过日子。因此,她愿忍受丈夫睡觉时有名的雷鸣般的鼾声——尤其是酩酊大醉之时。
  这些先不说,与这样人同床共寝,真得承认这个床头人是够怪的。妻子在床上躺着难以入睡,听着丈夫打鼾,却不能惊醒他。在他入睡之前,他要不厌其烦把被褥塞好。他要翻来覆去把躯干四肢安放妥帖,手拍被褥,直到把自己摆放适当又自在又舒服为止。他身上倘若有地方发僵发痒,他要轻轻揉机,轻轻揉。这些完毕,这才算一切大定。他要睡了,闭上眼,细听气血的运行,要确待呼吸得缓慢均匀而后可。他自言自语道:“现在我已安卧。身上即使尚有发痒之处,我不再丝毫移动,而要以毅力精神克服之。这样,再过片刻,我浑身轻松安和直到足尖。睡意已至,吾入睡矣。”
  苏东坡承认,这与宗教有关系。灵魂之自在确与身体之自在有关联。人若不能控制身心,便不能控制灵魂。这以后是苏东坡一件重要的事。苏东坡在把自己睡眠的方法向两个弟子讲解之后,他又说:“二君试用吾法,必识其趣,慎无以语人也。天下之理,戒然后能慧,盖慧性圆通,必从戒谨中入。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也。”
  后来,苏夫人还发现夜里和黎明时,丈夫习惯上要有更多的改变。用细梳子拢头发和沐浴是这位诗人生活中的重要大事。因为在那一个时代,若有人细心观察人的身体及其内部的功能,并注意草药及茶叶的研究,再无别人,只有苏东坡。
  苏夫人头脑清爽而稳定,而诗人往往不能。丈夫往往急躁,灰心丧气,喜怒无常。苏夫人有一次在一个春天的月夜,做了一个比照说:“我对春天的月亮更为喜爱。秋月使人悲,春月使人喜。”数年后,在密州,他们正过苦日子,苏东坡对新所得税至为愤怒,孩子揪着他的衣裳对他晓晓不休。
  他说:“孩子们真傻!”
  苏夫人说:“你才傻。你一天闷坐,有什么好处?好了。我给弄点儿酒喝吧。”
  在一首诗里记这件事时,苏东坡觉得自己很丢脸,这时妻子洗杯子给他热酒。这当然使他很欢喜,他说他妻子比诗人刘伶的妻子贤德。因为刘伶的妻子不许丈夫喝酒。
  但是在苏东坡的心灵深处有一件事,人大都不知道,苏东坡的妻子一定知道,那就是他初恋的堂妹,不幸的是我们无法知道她的名字。因为苏东坡是无事不肯对人言的人,他一定告诉过他妻子。他对表妹的深情后来隐藏在两首诗里,读苏诗的人都略而未察。
  苏东坡并没常年住在杭州,而是常到杭州的西南、西部、北部去。由神宗熙宁六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他到过附近的上海、嘉兴、常州、靖江,这些地方在宋朝时都属于浙江省。他的堂妹现在嫁给了柳仲远,住在靖江附近。他在堂妹家住了三个月,他虽然写了大量的旅游诗记述这次旅行,并且常和堂妹的公公柳懂一同写作游历,他却一次也没提到堂妹丈夫的名字,也没写过一首诗给他。他写过一首诗记堂妹家的一次家宴,还写过两首诗论书法,那是堂妹的两个儿子请他题字时写的。苏东坡对柳道这个诗人和书法家的成就颇为器重,对堂妹的孩子也很顾念。但是到堂妹家的盘桓却对堂妹的丈夫一字不提,实在难以理解。
  此行写的两首诗,暗含有对堂妹的特别关系。一首诗是他写给刁景纯的,主题是回忆皇宫内的一株花。其中有下面的句子:
  厌从年少追新赏,闲对宫花识旧香。
  那时他并没坐对宫花,因为他并不是正置身皇宫之内。他说“厌从年少”的伴侣时,他显然是描写自己;而“花”照例是女人的象征,“旧香”可能指一段的旧情。
  这个暗指在另一首诗里更为清楚。那是给杭州太守陈裹的。题目中说春归太迟,误了牡丹的开花时节(诗前叙言颇长)诚然不虚,他回到杭州时,牡丹的花季已过,可是暗示少女已嫁,今已生儿育女,则极明显,并且在咏牡丹的一首诗里也滑有理由用两次求爱已迟那么明显的典故。为明白这两个典故,要说明一下。在唐朝有一个少女杜秋娘,在十五岁时写了下面一首诗: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空折枝”便表示误了求爱时期。唐朝杜牧与杜秋娘同时,也写出了下面的一首诗: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蕊,绿叶成阴子满枝。自从杜牧写了这首诗,“绿叶成阴子满枝”就用来表示少女成了母亲之意,更因为中文的“子”既代表“果子”,又代表“儿子”。
  在苏东坡那首诗里,思想似乎并不连贯,并且特别用“金缕”、“成阴结子”、“空折枝”这些字眼儿。他的诗如下:羞归应为负花期,已是成阴结子时,与物寡情怜我老,遣春无恨赖君诗,玉台不见朝酣酒,金缕犹歌空折枝,从此年年定相见,欲师老圃问樊迟。这首诗给陈襄,或是赋牡丹,都不相宜,仔细一看,连与诗题都漠不相干,“成阴结子”与牡丹更无关系。他也没有理由要太守陈襄“怜我老”。“从此年年定相见”是分别时的语句,并且用于归见同僚,而且苏东坡心中绝无心在陈太守邻近安居务农的打算。倘若说这首诗确是写给陈太守的,用绿叶成阴求爱已迟,必然是够古怪的。诚然,在唐朝这类诗里,中间两联里字的词性要同类相对,中间两联有时只做点缀之用,前后两联才真用以表达作者的情思;不过唐律之上品仍然全首有整体性的。苏东坡写的诗里用几行空洞无物的句子充数儿的坏诗,可少见得很。若从另一角度观之,看做是他写给堂妹的,则这首诗在主题和思想上便很完整了。第一行说此次归来实感羞愧,因自己误了花时,也可以说误了堂妹的青春时期。第二行分明说她已儿女成行。第三行求她同情,又表示自己的孤独寂寞。第四行说因有她相伴,今春过得快活。第五和第六句分明他对求婚已迟感到歉咎。第四联自不难解。苏东坡这时写了一首诗,表示愿在常州安居下来,这样离堂妹家不远。他后来的确按照计划在常州买了房子田地,他后来就在常州去世的。
  我知道敬爱苏东坡的人会不同意我的说法,怪我说苏东坡暗恋堂妹。这是否在苏东坡的品格上算个暇疵,看法容或因人而异。这事如果属实,并且传到人耳朵里,那些道学家必会谴责苏东坡。不过自古至今,堂兄妹、表兄妹却不断相恋。但苏东坡不能违背礼俗娶自己的堂妹,因为她也姓苏。
  苏东坡游靖江时,他在焦山一个寺院的墙上题了一首诗,西方的读者对此最感兴趣。苏东坡料必知道唐朝段成式在《酉阳杂咀》中所写“叶限”那篇短故事。述说小姑娘叶限受继母和后妹折磨,丢了鞋,后来嫁给国王的经过。但是据我所知,苏东坡是第一个记载老翁睡眠时怎么安排自己须子的人。他用一首简易的韵语说一个有长须的人,从来没想过在床上怎么安排自己的胡子。一天,有人问他睡觉时胡子放在什么地方。那天夜里他开始惦记他的胡子,他先把胡子放在被子外面,后来又放在被子里面,又放回外面,折腾了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早晨,他一直感觉坐立不安,心想最好的办法是把胡子剪掉。由那首诗看来,那只是通俗故事,不是苏东坡创作的。
  在这里我们不妨提一下《盲者不识日》的故事,这倒是苏东坡第一个想到的,这篇寓言写在密州。爱因斯坦似乎在什么地方引用过这篇故事,来说明一般人对相对论的看法。
  日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日,“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日“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备以为日也。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吵。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将。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说也奇怪,这篇寓言是苏东坡在殿试时写的。他用以讽刺当时学者盲从王安石的《三经新论》。
  苏东坡这个人物个性太复杂,方面太多,了解不易。因为他精通哲理,所以不能做道学家;同样,也因为他深究儒学,故也不能为醉汉。他对人生了解得太透彻,也对生活太珍惜,自然不愿把生活完全消耗于醇酒妇人之间。他是爱自然的诗人,对人生抱有一种健康的神秘看法。这个看法永远与深刻精确的了解自然密不可分。我相信,没有人与大自然、春夏秋冬、雨雪、山峦谷壑亲密相处,并接受大自然赐与人的健康治疗的力量后,而同时对大自然还会抱有一种歪曲偏颇的看法。
  在熙宁六年(一0 七三)九月九日,他拒绝去参加重阳节的宴会。他躲开了朋友,自己去泛舟为乐。按照重九的风俗,他破晓之前起身,到西湖上访孤山的两位僧人。那天晚上,他一人独坐舟中,凝视山顶有美堂窗内射出的灯光,那时他的同僚正在那里一间大厅里欢呼畅饮。他给一个同事周部写出下面的一首七律:
  蔼蔼君诗似岭雪,从来不许醉红裙。
  不知野餐穿山翠,惟见轻挠破浪纹。
  颇忆呼庐袁彦道,难邀骂座灌将军。
  晚风落日原无主,不惜清凉与子分。

  第十二章 抗暴诗

  我们最好记住,即便是在天堂般的杭州,也不是遍地荷花牡丹的。苏东坡也不能一直放声大笑纵情高歌,一直演独角丑儿戏,一直月夜泛舟湖上,因为还有一万七千囚犯,因无力还债、因贩卖私盐正待审判,有蝗灾尚待扑灭,有盐渠尚待疏浚,有饥懂尚待调查。在苏东坡这一段生活中写的数百首诗里,很难找到何者是主要的情调。他写戏谑讽刺诗,启人灵思的山水诗,荡气回肠的爱情诗,有的诗轻松愉快惹人大笑,有的诗辛酸凄苦令人落泪。可是在表面的嬉笑欢乐之下,在筵席上的戏道打趣之下,却是一片不安、失望、忧伤,甚至恐惧的气氛。再没有别人把人民的。动情反映得更充分,别的作家要表达的,现在苏东坡都用美妙的诗歌表达出来:表达的更为清楚而深刻。可是要知道,苏东坡是离京在外,内心还有以前的创伤。对现时政局演变的方向,他感到不安,感到了隐忧,这种忧伤。他灵魂感受的比别人更敏锐。看他用多么美妙的诗句表达出来:
  天静伤鸿犹能翼,月明惊鹊未安枝。
  他在密州写的一首诗,是寄给乔太傅的,综括熙宁四年至九年,他在杭州、后来在密州那段写作多产时期他的一般态度:
  百年三万日,老病常居半。
  其问进忧乐,歌笑杂悲叹。
  颠倒不自知,直为神所玩。
  须臾便堪笑,万事风雨散。
  自从识此理,久谢少年伴。
  在另一首给孔文仲的诗里,他流露出对声势值赫的官场气派的蔑视:
  我本糜鹿性,谅非优辕姿。
  金鞍冒翠锦,玉勒垂金丝。
  旁观信美矣,自揣良厌之。
  人生各有志,此论我久持。
  他人闻定笑,聊与吾子期。
  跟着他有朗朗笑声的歌,我们也听到怒吼和叹息;在鸳鸯的鸣声之外,我们又听见监狱中的呻吟声;在水车上漏接的水声之外,我们又听到农村老妪的悲叹声;湖滨楼头的庆祝喧哗声里,我们也听到稀疏灰发人绝望的幽怨声。
  苏东坡此人,是不可以预测的。他诗的开端,习惯上总是出之以轻松自然,随之用一两个历史上的典故,再往后,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出现,诗人他自己更不知道。有时,他笔下写出虽不相连贯的东西,却构成了惊人的妙文,一首毫无用意的歌,记载刹那之间奇特的印象,然后忽然一变为苛酷、为讽刺、为离有深意的讥评。他不愧为诗文大家,动起笔来,真是“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他的风格是属于那全任自然一发不能自已的一类。在朝廷上最厌恶清议之时,他这种风格是必然会给自己招致麻烦的。
  苏东坡不知道他下一行写什么,而且也并不在意。在他那天才横溢之下,他往往抓住一个题目就接连写四五首诗,而且用同样的韵。有一首诗,开始就写天欲雪的气氛,他这样开始:
  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
  接到他诗的朋友寄和诗回来,苏东坡又答以诗寄回去,诗的开头如下:
  兽在薮,鱼在湖,一入池槛归期无。
  朋友再和,他又寄第三首如下:
  东望海,西望湖,山平水运细欲无。
  第四首开头如下:
  君不见,钱塘湖,钱王壮观今已无。
  他的第二首诗惹出了麻烦,因为他的思路一直顺着鱼和兽失去了自由的方向发展下去。从此处一步就会跳到在监狱中被鞭打的囚犯,还有那些囚犯的妻子儿女也被关入监狱的事。在这些长诗里,他必须押前面字句的韵,而思想也自然要顺着那些同韵的字发展。这诗里有两个要押的韵脚,一个是“道”,一个是“摹”。在一首诗里他说:“作诗火急迫亡速,”在另外诗里自然写出“岁荒无街归亡速”。在押“摹” 字韵时, 他写出“孤烟落日不可摹”;但在另一首诗写囚犯时,他又说“鹊则易画虎难摹”——这分明是指暴政了。
  苏东坡这个人,快乐时很难说不快乐,不快乐时也难做快乐状。好多朋友和他通信,彼此作诗相酬唱。这时刘絮和李常都在九江。孙觉在湖州,在杭州达北不远。这些都是反对王安石新政的一批朋友,现在都在东南各地为官。他们都对时局感到厌恶,因为当时王安石仍未失势,他们不像以前那么激烈,意见姑且放在心头。韩琦和欧阳修已死。富弼和范镇退隐林下。司马光潜心治学。张方平纵情饮酒。东坡之弟子由则明哲保身,闭口不言时事。只有苏东坡不够圆滑。在看见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应当不应当不顾后果,坦率表示自己的感慨,这是一个问题。也许苏东坡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他一边写令人心旷神。冶可惊可喜的田园诗,同时也写乡间并不那么美丽的诗。他若不是疯狂不顾利害,便是义愤填胸不能自制。他知道他的诗很快就会传到京师,但是他却毫不在乎。
  苏东坡写的这些诗,渐渐累积成卷,若认真看看某些行是否足以证明他蔑视当政者的威信,倒也有趣。单独看,那些句子只是偶一置评;但合起来看,则是些动人的抗暴诗。少数几个例子,便已足够。他用平易的文字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以官员之身监督工人,他亲眼看见黎明之时,工人闻号声而聚集开工,他用寥寥几个字便写出“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
  在到杭州西南的富阳之行时,他写出天放晴时清新可喜的诗句,开始如下: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钢化
  但是他还是对其它情形闭目不见,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也写农民的食粮。农民正在吃竹笋,他说竹笋好吃,但是没有咸味,因为“尔来三月食无盐”,原因是朝廷的专卖食盐扼杀了盐业。他若一放手写去,他就无法节制,他会写出农民的儿子私用农民的贷款,停留在城内把钱挥霍净尽,回家时两手空空,只学到一口京腔而已,因为官家很精明,在放款处附近就开设了酒馆娱乐场所。
  他往北游到太湖地区,他看见好友,高大长须的孙觉。他这位书画名家,在友人的名家书法集上题了一首诗。在诗里他说的也是:“嗟余与子久离群,耳冷。已灰百不闻。”他写了一首极美的诗描写水车泻出的水流时,他起的题目是“吴中田妇叹”: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耙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而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茹苦一月被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赤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牺。
  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鬼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归。
  他也写快乐的诗歌,给杭州钱塘江潮时的“弄潮儿”。每年八月中秋,各地人都自老远跑到钱塘江岸边观看潮水自海外奔腾而至,不停高涨,涌入狭窄的钱塘江口。在高潮来临之前,总是举行水上特技表演。现在我们还不清楚当年是如何在波涛上漂浮。在水上表演的人名叫“打浪儿”,似乎那些深识水性的人乘小舟出海,船上饰以红绿旗帜,出去迎接涌来的高潮。苏东坡给那些“打浪儿”编出通俗的歌曲唱。歌曲里说雪白的浪花吞没了“打浪儿”的红旗帜,浪潮遮蔽住半个越山的景色。但是他也写出早晨酒醒后内心的感触:
  众人事纷扰,志士独悄悄。
  何异琵琶弦,常遭腰鼓闹。
  三杯忘万虑,醒后还皎皎。
  忧来不自寐,起视天汉渺。
  阑干玉绳低,耿耿太白晓。
  在日后引起是非的一首诗里,他挖苦了当权派,把他们暗比做夜袅。他那时正同周抓游历岭南。根据记载,后来在审问苏东坡时,岭南的一个太守草拟了一篇呈文,请求简化免役税的征收。这位太守曾经带着呈文经过杭州到京都,现今南返,他在杭州告诉苏东坡说:“我被夜袅逐回矣。”
  苏东坡问他:“你的话什么意思?”那位太守说他曾携带呈文到京都,将呈文递交一个税吏,税吏命武装侍卫送他出城。苏东坡要看那篇文字,发现所提的是一个很好的简化征收办法。
  苏东坡又问:“你说夜袅是什么意思?”
  太守回答说:“这是一个很通俗的寓言。一天,一只燕子和一只蝙蝠争吵起来。燕子认为日出是一天之始,而蝙蝠则认为日落是一天之始。两鸟相持不下,他们去请教凤凰。在路上,他俩遇见一只鸟,那个鸟儿向他们说:“近来我们没有看见凤凰。有的鸟说他请假不在,有的说他正在睡一大觉。现在夜袅正在代替他的职位。你们去问他也没有用。”
  苏东坡写的那首诗,是给周郎的,诗里显出消沉失望,大有退隐之意:
  年来战纷华,渐觉夫子胜。
  欲求五亩宅,洒扫乐清净。
  独游吾未果,觅伴谁复听。
  吾宗古遗直,穷达付前定。
  奈何效燕蝙,属欲争前瞑。
  后来,这些诗都被当权派搜集会仔细研究。内容并无煽动叛乱,没有公开批评,没有公然反对当局。但是这些诗却如蚊叮虫咬,令人觉得刺痛、烦扰、不安;这种刺激若是过多,也会扰人通宵,难以入睡。再加上苏东坡的一位好友王洗驸马把这些诗刊印出来,可就更使人烦恼。在诗是表情达意最通俗的文学形式的时代,两行巧妙的诗,比长篇大论的表章更有力量。而苏东坡当时是家喻户晓;他的诗在文人雅集时是要歌诵的。对苏东坡的呼声不能再置之不理了。
  在神宗熙宁七年(一O 七四)九月,苏东坡在杭州的任期届满。他弟弟子由那时正在山东济州任职,苏东坡已经呈请调到山东去。他所请照准,这次他是升任密州太守,密州高青岛很近。他在济州只有两年,然后又调到徐州任太守,在徐州是从熙宁十年(一0 七七)到元丰二年(一O 七九)三月。
  苏东坡在向杭州南山、北山上寺院的方丈至交告别之后,携眷启程北上。他妻子已经买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丫鬓,才十二岁,名叫朝云,她以后在苏东坡的生活里非常重要。
  密州是一个很穷的县分,主要只长麻、枣、桑树,此地的生活和杭州有天渊之别。当时官员的薪俸已经减低。苏东坡在他《菊赋》的序言中说:“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俸,殆不如昔。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延式循古城废圃,求花菊食之,如腹而笑。”
  王安石已去职,现由吕惠卿当权,创行了新所得税法。免役税的分派远非县中人民所能负担。孩童死于道边。这一时期苏东坡写的诗中曾说绕城而走,葬埋尸体,热泪盈眶,几年后,他在一封信里曾提起他救了三四十个饥饿的孤儿,在自己家里抚养。
  这是苏东坡最难过最沮丧的一段时光;说也奇怪,这位大诗人在最难过的日子却写出了最好的诗歌。按照中国的标准说,到了这一时期,他的诗才达到完全成熟的地步。这时愤怒与苛酷的火气已无,只剩下安详平和与顺时知命的心境。甚至他对大自然之美的喜悦与生活中的乐事的享受,也比以前更洒脱而不执着。显然和他在杭州年轻时之富有火气大为不同了。他对陶渊明的诗越发爱好,他那首《西斋》诗和陶诗相比,简直可以乱真。在这首诗里,不但可以看到真正的宁静满足,还有与自然的浑然一体,以及对大自然本身的声音色彩显示出静谧的喜悦。原诗如下:
  西斋深且明,中有六尺床。
  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
  昏昏既非醉,福祸亦非狂。
  寒衣竹风下,穆然中微凉。
  起行西园中,草木含幽香。
  榴花开一枝,桑枣沃也光。
  鸣鸠得美荫,因立忘飞翔。
  黄鸟亦自喜,新音变圆吭。
  杖察观物化,亦以观我生。
  万物各得时,我生日皇皇。
  只有诗人达到这种与自然浑融为一时,他才能写出下面《吏隐亭》这样的诗句:
  纵横忧患满人间,颇怪先生日日闲。
  昨日清风眠北偏,朝来爽气在西山。
  从这种神秘观,他获得了精神上的解脱,这种解脱正仿佛白云无心飘浮在山峰之上一般。他的“望云楼”诗如下:
  阴晴朝暮几回新,已向虚空付此身。
  出本无心归亦好,白云还似望云人。
  说来也颇有趣,往往为了子由,苏东坡会写出最好诗。苏东坡在由杭州到密州时,心中思念子由,他写了一首词,调寄沁园春: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敛。星霜耿耿,云山搞锦,朝露团团,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含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悠游车岁,且斗搏前。
  又在密州时,想起不能见面的弟弟,他写出了公认最好的中秋词。批评家说这首词写出之后,其它以中秋为题的词都可弃之不足惜了。这首词调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阀,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博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婢娟。
  上面这首“水调歌头”是熙宁九年(一0 七六)在密州时作的。

  第十三章 黄楼

  甚至才高如苏东坡,真正的生活也是由四十岁才开始。他现在就要进入他的徐州时期,也就是他的“黄楼”时期。苏东坡现在突然露出了他的本面目。因为这是他人生中首次以行动为人所知,做事,兴建工程,忙于公众活动,从今以后他的生活都是具有这些特色的。过去在杭州,他始终充任辅佐官员,他始终不能从事具有建设性的重要工作,在密州虽然身为太守,但是地方贫穷而偏远,也无由一展其行政才能。后来,他在被迫之下,暂时退隐,在政坛上韬光养晦,此后,一个充实、完满、练达、活跃、忠贞的苏东坡出现了,这才是我们所知道、百姓所爱戴的苏东坡,也是温和诙谐、百姓的友人兼战士的苏东坡——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伟大人物。但是在他被捕遭受流放之前,他以徐州太守所表现的政绩,已经证明了苏东坡这个行动人物作为行政官员,也是个干练之才。
  在熙宁九年(一0 七六)年底,苏东坡又调离了密州,改派至山西省西南端的河中府任职。次年正月,他路经济南入京,当时子由及其家室正在济南。子由不在,因为政局正在酝酿变化。这时,王安石、吕惠卿、曾布、邓缩,已先后失势,王安石复相后,又再度罢相,无人预知下一步会出现何等局面。
  子由为人沉静而果断。苏东坡过去一直不断上书论税政,论征兵法,请皇帝废止所得税。但是子由过去一直沉默,现在大概认为时机已至,可以放手一击,以求根本改变国策。王安石在十月已然最后失势,子由这时来不及等待兄长,已经携带改革政治的重要表章先行入京了。他的家眷仍住在济南,苏东坡到时,只有三个侄子站在城中雪地里迎接。那天晚上,大开盛宴,两家久别重聚,格外欢喜。济南为一大城市, 比起密州,新鲜有趣,东坡停留了约一个月光景,直到熙宁十年(一0七七)二月十日,两家才到黄河岸,离开封不远了。子由出城到离北岸三十里处迎接,兄弟二人在雪地途中亲热相处了好几天。子由告诉兄长调到河中府的任命已经取消,改任徐州太守。
  他们到达京都时,遇到一件怪事。他们到了陈桥门,门吏告诉苏东坡不许他进城。这件事他弟弟子由曾经记录下来,只是始终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不相信这是皇帝的意思。也许是时局酝酿巨变,某些官员不愿让苏东坡见到皇帝;据我所知,皇帝也许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条命令。兄弟二人只好折回,住在好友范镇家,是在东城。
  这时,苏东坡的长子苏迈,已经十八岁,到了成家的年龄。钻研历史的学者,始终考证不出那位小姐是谁。我猜想他娶的是范镇的一个孙女。在苏东坡和范镇父子的通信里,他屡次称范家为姻亲。苏范两家到底是何等姻亲关系,尚待解释。范镇也是四川人,那时苏东坡正住在范家。随后两年,苏东坡帮助子由物色了两个佳婿,把子由的两个女儿嫁出去。一个是王适——“仙妻”传说主角王通(字子高)的弟弟,另一个是画竹名家文与可的儿子。
  儿子苏迈成婚后,苏东坡携眷东行,到徐州上任。子由也携眷到商邱任通判。他把家眷在张方平家安顿好之后,他又与兄长东赴徐州,在徐州和兄长同住了三个月,才回到眷属那里。
  徐州不仅是个大城市,地控鲁南,一向为军事要冲。在过去各朝代,徐州四面皆有战事,今日仍位于津浦陇海两铁路交会之处。徐州离一个地区近在飓尺,此地区即在此后数十年内因为一个盗匪巢穴受《水柳传》的渲染而出名。徐州位于河畔,南部高山耸立,下有深水急流,在城边流过。当地出产上等花岗岩、煤、铁,苏东坡时已开始开采。因此徐州也以产刀剑著称。苏东坡喜爱此地的自然风光,鱼与螃蟹也种类繁多,因称之为“小住胜地”。
  在八月二十一日,苏东坡到任三个月之后,洪水到了徐州。王安石以前曾设法疏浚过黄河水道,但是空花了五百万络,工程竟归失败,负责工程的人畏罪自尽。黄河现在是在徐州以北约五十里处向东方决口,水势开始蔓延,淹没了几百方里。水到徐州城边时,被城南的高山所阻,于是继续高涨,到了九月,水深达到两丈九尺。水高一度超过了徐州城内的街道。苏东坡奋不顾身,抢救城池。有几十天不回家过夜,住在城墙上的棚子里,监督加强外圈的城墙。富有之家纷纷逃难,苏东坡在城门口劝阻他们,以免引起人心惊惶。他说:“我不走,你们最好也不要走。”这样把大家劝回去。此处不是细谈苏东坡建筑工程天才之所,不过也得说他是亲自参与了防堵工程的数字计算。在盘旋滚转的洪水势将越过东南外城墙时,他正在忙于加强城基和增加城高。防水工程长九千八百四十尺,十尺高,二十尺厚。完成这项工程,需要数千人之众。扑味扑麻在泥里跋涉,他亲身到军营去见指挥官。因为禁卫军直接受皇帝命令,苏东坡恳求他们协助。指挥官欣然应允,他说:“大人都亲自监工,我们自然应当尽力。”同时在徐州北方也正在准备把洪水引入以前的黄河旧水道,黄河在中国历史上曾改道多次。洪水威胁徐州城四十五天。在十月初五,黄河又回到旧水道,往东在靠近海州处入海,洪水才开始撤退。
  百姓欢天喜地,感谢全城得救。但是苏东坡对临时的堤防感到不满,附以详细数字说明,修表呈奏朝廷,请求拨款,重建石头城墙,以防患于将来。空等好久之后,苏东坡修改了原定的计划,建议改用坚强的木材加强堤防,不再用石头。皇帝对他的成就特颁圣旨嘉许,在次年二月,朝廷拨予苏东坡三万贯,一千八百百米粮,七千二百个员工,在城东南建筑了一条木坝。在外围城墙上,由于苏东坡喜爱建筑,他兴工建筑了一座楼,一百尺高,名之为黄楼。后来黄楼一词成了苏东坡在徐州所作诗歌总集的名称,正如他在密州建筑的超然台,成了他在密州所写诗集的名称一样。
  黄楼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对古老中国的宇宙论的信念而起。根据中国的宇宙论,宇宙中万物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所构成。五行中每一行都代表一种性质,如同坚硬、生长、流动、热、重等等,这些性质都具有一种宇宙的意义,不但用以指物质的宇宙,也用以指生命的功能与人的个性行为,也可以用于男女的婚配。生命离不开五行的交互作用,比如相生相克。每一行皆有其颜色,正好像征那种元素的性质。说也奇怪,黄代表土,黑代表水,黄土因具有吸水力量,所以可以克服水。黄楼之命名即含有防水之意。
  神宗元丰元年(一0 七八)九月初九,黄楼举行盛大落成典礼。苏东坡是由衷的欢喜。老百姓得免于水灾,建堤建楼费了半年工。黄楼属于全城的居民,分明是将来防洪的保障。落成仪式举行时,全城万人空巷,前来参加。一看黄楼耸立于东门之上,高一百尺,下面立有五十五尺高的旗竿。楼的形状犹如一个宽广的佛塔。大家一齐登楼,一览四周的景物。那天早晨,偏偏浓雾笼罩。他们往窗外降望时,只听见下面过往船只桨橹摇动辗轧作响的声音,大家觉得犹如置身于海船之上。不久,雾散日出,可以看见远处渔村错落,在峻岩峻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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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苏东坡传   林语堂 著

帖子  陆海明 于 周日 九月 25 2011, 08:38

第十六章 赤壁赋

  苏东坡现在过得是神仙般生活。黄州也许是瞅隘肮脏的小镇,但是无限的闲暇、美好的风景、诗人敏感的想象、对月夜的倾心、对美酒的迷恋——这些合而为一,便强而有力,是以使诗人的日子美满舒服了。在庄稼已然种上,无金钱财务的烦心,他开始享受每一个日子给他的快乐。他有一群朋友,像他一样,可以把时间自由运用,而且还在一方面像他,身上金钱不多,身边空闲不少。在那些人之中,有一个奇特无比的李尚,若不是苏东坡笔下记载他的睡量之大,后代便对他茫然无知了。午饭之后,朋友正下围棋之时,李尚便到躺椅上一躺,立刻睡着。下了几盘之后,李尚翻个身说:“我刚睡了一回合,你们战了几回合了?”苏东坡在他的札记里说:李尚在四脚棋盘上用一个黑子独自作战。“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此等生活真是睡梦丰足,苏东坡用下面欧阳修的一首七绝描写得很美: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耐客思家。
  苏东坡在农舍雪堂和城中临皋亭两处住,每天两处往返,那不过是一里三分之一的一段脏泥路,却大概变成了文学史上最出名的一条路。在过了城镇中那一段小坡之后,就到了叫黄泥板,一直通到起伏的丘陵。那个地方向四周一望,似乎全是黄色,只有树木苍翠,竹林碧绿而已。苏东坡曾在徐州建有黄楼。现今住在黄州,日日横过黄泥板,而后达到黄岗的东坡。他已经脱去了文人的长袍,摘去了文人的方巾,改穿农人的短褂子,好使人不能辨识他士大夫的身份。他每天来往走这段路。在耕作之暇,他到城里去,喝得小有酒意,在草地上躺下便睡,直到暮色沉沉时好心肠的农人把他叫醒。 有一天, 他喝醉之后,写出了一首流浪汉狂想曲,名之为《黄泥板词》。其结尾部分如下:
  朝爆黄泥之白云兮,暮宿雪堂之青烟。喜鱼鸟之莫余惊兮,幸樵臾之我娱。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堰。草为首而块为枕兮,穆华堂之清晏。纷坠露以湿衣兮,升素月之团团。感父老之呼觉兮,恐牛羊之予践。
  于是极然而起,起而歌日:月明兮星稀,迎余往兮饯余。归岁既晏兮草木胖。归来归来,黄泥不可以久病。
  但是他和酒友的夜游却引起了有趣的谣言,不但在当地,连宫廷都知道了。也幸喜饮酒夜游,这种生活才使他写出了不朽的杰作,也有诗,也有散文。他那篇牛肉与酒一篇小文,记的就是一件异乎寻常的荒唐夜游行径。
  今日与数客饮酒而纯臣适至。秋热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无脏,任见大王。既与纯臣饮,无以依,西邻耕牛适病足,乃以为肉。饮既醉,遂从东坡之东,直出春草亭而归。时已三更矣。
  当代有一个人说春草亭位于城外,由此篇文字足以证明苏东坡喝私酒,杀耕牛,在城门已关闭之后,乃醉醺醺爬过城墙而回。“难道纯臣也是个荒唐鬼?”
  又一次夜游,他可把太守吓坏了。他在江上一个小舟中喝酒,夜晚的天空极美,他一时兴起,唱词一首道: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毅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第二天,谣传苏东坡曾到过江边,写了这首告别词,已经顺流而下逃走了。这谣言传到太守耳朵里,他大惊,因为他有职责监视苏东坡不得越出他的县境。他立刻出去,结果发现苏东坡尚卧床未起,鼾声如雷,仍在酣睡。这谣也传到了京都,甚至传到皇帝的耳朵里。
  次年,发生了一个更严重的谣言。苏东坡过去就在胳膊上患有风湿,后来右眼也受了影响,有几个月他闭门不出,谁也没见到他。那时,散文大家曾巩在另一省死亡,这时,又一个谣言传开,说苏东坡也在同一天去世,二人一同玉楼赴召,同返天延了。皇帝听说,向一位大臣询问,那大臣是苏东坡的亲戚。他回奏说也曾听到此一消息,但不知是否可靠。那时皇帝正要吃午饭,却无口味吃,叹了口气说:“难得再有此等人才。”于是离桌而去。这消息也传到范镇耳朵里,他哭得很伤心,吩咐家人去送丧礼。随后一想,应当派人到黄州打听清楚才好。一打听才发现传闻失实,都起因于苏东坡数月闭门不出的缘故。苏东坡给范镇的回信里说:“平生所得毁誉,皆此类也。”
  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这种变化遂表现在他的写作上。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倘若哲学有何用处,就是能使人自我嘲笑。在动物之中,据我所知,只有人猿能笑,不过即使我们承认此一说法,但我信而不疑的是,只有人能嘲笑自己。我不知道我们能否称此种笑为神性的笑。倘若希腊奥林匹亚圣山的神也犯人所犯的错误,也有人具有的弱点,他们一定常常自我嘲笑吧。但是基督教的神与天使,则绝不会如此,因为他们太完美了。我想,若把自我嘲笑这种能力称之为沦落的人类唯一自救的美德,该不是溢美之词吧。
  在苏东坡完全松弛下来而精神安然自在之时,他所写的随笔杂记,就具有此种醇甜的诙谐美。他开始在他的随笔里写很多漫谈偶记,既无道德目的,又乏使命作用,但却成了最为人喜爱的作品。他写了一篇文字,说自己的贫穷,又说到他门人的贫穷。他说:“马梦得与余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另有一篇随笔,是两个乞丐的故事:
  有二措大相与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尔。他日得志,当吃饱饭后便睡,睡了又吃饭。”另一则云:“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耶?”
  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幸福都是一种秘密。但是凭苏东坡的作品而研究其内在的本性,藉此以窥探他那幸福的秘密,便不是难事了。苏东坡这位天纵大才,所给予这个世界者多,而所取自这个世界者少,他不管身在何处,总是把稍纵即逝的诗的感受,赋予不朽的艺术形式,而使之长留人间,在这方面,他丰裕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他现在所过的流浪汉式的生活,我们很难看做是一种惩处,或是官方的监禁。他享受这种生活时,他给天下写出了四篇他笔下最精的作品。一首词《赤壁怀古》,调寄《浪淘沙》,也以《大江东去》著称;两篇月夜泛舟的《前后赤壁赋》;一篇《承天寺夜游》。单以能写出这些绝世妙文,仇家因羡生妒,把他关入监狱也不无道理。赤壁夜游是用赋体写的,也可以说是描写性的散文诗,有固定的节奏与较为宽泛的音韵。苏东坡完全是运用语调和气氛。这两篇赋之出名不无缘故,绝非别人的文章可比,因为只用寥寥数百字,就把人在宇宙中之渺小的感觉道出,同时把人在这个红尘生活里可享受的大自然丰厚的赐与表明。在这两篇赋里,即便不押韵,即便只凭文字巧妙的运用,诗人已经确立了一种情调,不管以前已然读过十遍百遍,对读者还会产生催眠的作用。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在山水画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因为已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这时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由那一刹那起,读者就失落在那种气氛中了。
  苏东坡正和同乡道人杨世昌享受夜景,那是七月十六仲夏之夜。清风在江面上缓缓吹来,水面平静无波。东坡与朋友慢慢喝酒吟诗。不久,明月一轮出现于东山之上,徘徊于北斗星与天牛星之间。白雾笼罩江面,水光与雾气相接。二人坐在小舟中,漂浮于白茫茫的江面之上,只觉得人如天上坐,船在雾中行,任其漂流,随意所之。二人开始歌唱,手拍船舷为节拍。唱出了:
  桂掉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东坡的朋友善吹萧,开始吹起来,东坡哼着歌唱,萧声奇悲,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细若游丝,最后消失于空气之中。另一个船上的寡妇竟闻之而泣,水中的鱼也为之感动。
  苏东坡也为萧声所动,问朋友何以萧声如此之悲。朋友告诉他:“你还记得在赤壁发生的往事吧?”一千年以前,一场水战在此爆发,决定了三国蜀魏吴的命运。难道苏东坡不能想象曹操的战船,真是帆墙如林,自江陵顺流而下吗?曹操也是个诗人。难道东坡不记得曹操夜间作的“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诗句吗?朋友又向东坡说:“这些英雄,而今安在?今天晚上,你我无拘束,驾一叶之扁舟,一杯在手,享此一时之乐。我们不啻宇宙中的一蚊蝇,沧海中的一砂砾。人生在瞬息之间,即化为虚幻,还不如江流之无尽,时光之无穷。我真愿挟飞仙而邀游于太虚之中,飞到月宫而长生不返。我知道这些只是梦想,从无实现之望,所以不觉萧声吹来,便如此之悲了。”
  苏东坡安慰朋友说:“你看水和月!水不断流去,可是水还依然在此;月亮或圆或缺,但是月亮依然如故。你若看宇宙之中发生的变化,没有经久不变的,何曾有刹那间的停留?可是你若从宇宙中不变化的方面看,万物和我们人都是长久不朽的。你又何必羡慕这江水呢?再者,宇宙之中,物各有主,把不属于我们的据为己有,又有何用?只有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是供人人享受的。凭我们的生命和血肉之躯,耳听到而成声,目看到而成色——这些无限的宝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造物无私,一切供人享受,分文不费,分文不取。”
  听了这一番话,朋友也欣然欢笑。二人洗净杯盘,继续吃喝。后来,不待收拾桌子,便躺下睡去,不知东方已经露出了曙光。
  三个月以后,苏东坡又写了一篇《后赤壁赋》。还是月明之夜,苏东坡和两个朋友自雪堂漫步走向临皋亭。路上经过黄泥板。地有白霜,树无青叶。人影在地,明月在天。几个朋友十分快乐,开始吟唱,一人一节。不久,一个人说:“月白风清,如何度此良夜,方为不虚?我们好友相聚,竟没有酒菜,岂非美中不足?”其中一人说:“今天傍晚,我捕到几条鱼,巨口细鳞,好像松江的鲈鱼,可是哪儿去弄酒呢?”苏东坡决定回去央求妻子给他们点儿酒,做酒总是妻子见长的事。他们真是喜出望外,因为妻子说家里有几坛子酒,收藏已久,就是为了随时喝好方便。几个朋友于是携着酒和鱼,又到赤壁之下泛舟夜游去了。江水落了很多,好多巨大的岩石都在水面露出,而赤壁尤其显得在水面之上,岸然高耸。不过几个月的工夫,风光已大为不同,几乎不能辨认了。在夜色美妙的魁力下,苏东坡要朋友和他一同攀登到赤壁之上,但是朋友不肯,苏东坡一个人爬上去。他把衣裳塞起来,在灌丛荆棘之中,寻路上去,他一直爬到最高处,他知道那里住着两个苍鹰。他立在巨大的岩石上,向深夜大声吼啸,四周小谷有声相应答,他一时都忘记了自己置身何处,忽然不知何故,竟感悲从中来,觉得不能在那儿停留过久。他下去,又回到舟中,解开缆绳,任凭小舟顺流漂动。
  时将半夜,四周一片寂静。两个仙鹤,孤零零的,自东方飞来,伸展着雪白的翅膀,仿佛仙人的白袍飘动。两只鹤长鸣几声,在船上掠过,一直往西飞去,苏东坡心里纳闷,不知主有何事发生。不久大家回家去。苏东坡上床就寝,得了一梦。梦里看见两个道士,身披羽衣,状若仙人。那个人认得苏东坡,问他赤壁之游是否很快乐。东坡请问姓名,二人不答。东坡说:“我明白了。今天晚上我看见你们俩从我头上飞过去了!”两个道士微微一笑。东坡便从梦中醒来。他开窗外望,一无所见,外面街道上只有一片寂寥而已。
  苏东坡怎样确立一种气氛,由上面可以看出,他是暗示另外一个境界,一个道家的神仙境界,两只仙鹤自然是沿用已久的道家象征。他表示自己不知置身何处,便引起读者迷离倘眈之感。根据中国人的信念,现在的人生,只是在人间瞬息的存在,自己纵然不知道,但是很可能前生是神仙,下一辈子也会再度是神仙。
  大约和写这两篇小赋同时,苏东坡又写了一篇短短的月下游记。一天夜里他不能入睡,起来在承天寺月下漫步,承天寺离临皋亭很近。所记只是刹那间一点儿飘忽之感而已。这篇游记现在已然成了散文名作,因其即兴偶感之美,颇为人所喜爱。
  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一O 八三)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送至承天寺寻张怀明。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符交横,盖竹拍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这篇小品极短,但确是瞬息间快乐动人的描述,我们若认识苏东坡主张在写作上,内容决定外在形式的道理,也就是说一个人作品的风格只是他精神的自然流露,我们可以看出,若打算写出宁静欣悦,必须先有此宁静欣悦的心境。他究竟怎样陶冶出此种恬适的心境呢?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章 瑜珈与炼丹

  苏东坡曾经说:“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者。”解脱、或佛道,皆始于此心的自律。人在能获得心的宁静之前(心情宁静便是佛学上之所谓解脱),必须克服恐惧、恼怒、忧愁等感情。在黄州那一段日子,苏东坡开始钻研佛道,以后的作品也就染上了佛道思想的色彩。他潜心研求灵魂的奥秘。他问自己,人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宁静?有印度的瑜珈术,有道家的神秘修炼法,为人提供精确的心灵控制法,保证可以达到情绪的稳定,促进身体的健康,甚至,当然是在遥远的以后,甚至发现长生不死的丹药。对于精神的不朽呢?他对寻求常生之术十分着迷。人身的不朽与精神的不朽是应当截然划开的,因为不管对身体如何看法,身体只不过是个臭皮囊。精神若经过适当的修炼,早晚会抛下这个臭皮囊而高飞到精神界去。身体的不朽,退一步说,至少包括一个可修炼得到的目标,就是延缓衰老,增长寿命。
  所谓长寿秘诀,包括很多因素与目的,以及瑜珈、佛道,及中国医学传统的要素。长寿的目的包括身心两方面。在身体方面,其目的在求容光焕发的健康、体格精力的强壮,以及祛除缠绵的瘤疾;精神方面,在于求取心灵和情绪的稳定以及灵魂元气的放发。再加上朴质的生活,某些中药的辅助,便可返老还童,享受长寿,这些,在道家看来,就与长生术在不知不觉中融合起来。简单说,这种方法在中国叫做“养生术”或是“炼丹”。所寻求的丹,是内外兼指。“内丹”,按照道教的办法,是练肚脐以下部位;“外丹”是中国炼丹家所寻求的一种长生不死之药,一旦得到手而服用之,便可骑鹤升天。外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汞的合金。在这一点上,长寿术和炼金术却混而为一了,完全与欧洲的炼金术相似。当然,对一个哲学家而言,人若高寿而健康,又有黄金花费,到天堂去反到成为次要。因为还有什么要请求上帝的呢?
  苏东坡的弟弟子由练瑜珈术倒走在他前面,根据子由自己的话,是在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他从一个道士学的,这个道士是给苏东坡的次子看病,方法是吹“神”入腹。子由到淮扬送兄长到黄州时,苏东坡发现弟弟外貌上元气焕发。子由在童年时夏天肠胃消化不好,秋天咳嗽,吃药不见效。现在他说练瑜珈气功和定力,病都好了。苏东坡到了黄州,除去研读佛经之外,他也在一家道士观里闭关七七四十九天,由元丰三年冬至开始。在他写的《安国寺记》里可以看出,他大部分时间都练习打坐。他在天庆观深居不出则是练道家的绝食和气功,这种功夫反倒在道家中发展得更高深,其实是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苏东坡同时给武昌太守写信,向他请教炼朱砂的方子。在他写的一首诗里,他说在临皋堂里已经辟室一间,设有炉火,以备炼丹之用。
  他在给王巩的信里,道出他对修炼各方面的看法。
  安道软朱砂膏,某在湖亲服数两,甚觉有益利,可久服。子由昨来陈相别,面色殊清润,目光炯然。夜中行气腹脐间,隆隆如雷声。其所行持亦吾辈所常论者,但此君有志节能力行耳。粉白黛绿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愿公以道眼照破。此外又有事须少俭啬……
  近有人惠大丹砂少许,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以养火观其变化,聊以悦神度日,宾(广西宾州,王巩今居此)去桂不甚远,朱砂差易致。或为置数两,因寄及。稍难即罢,非急用也。穷荒之中恐有一奇事,但以冷眼阴求之。大抵道士非金丹不能羽化,而丹材多在南荒。故葛稚川(葛洪)求峋楼令,竟化于廉州,不可不留意也。陈噪一月前直往宿州见子由,亦粗传要妙。云非久当来此。此人不唯有道术,其与人有情义。道术多方,难得其要,然某观之,唯静心闭目,以渐习之,似觉有功。幸信此语。使气流行体中,痒痛安能近人也?
  印度瑜珈术功夫及其理论何以中国道家比中国佛家反易于吸收?其理亦至为简单。诚然,中国佛教中亦有禅宗一派,专下打坐功夫,为印度佛教与中国道教哲学之混合。不过,实由中国道教先有自然之基础,才能吸收瑜珈之要义。道家之特点在于重视自然的冥想沉思,重视由清心寡欲以求心神的宁静,尤其重视由修炼以求长生不老。在庄子《南华经》里,我们发现有几个词语,劝人凝神沉思,甚至于凝思内观,这显然是印度教的特性。即便我们退一步,承认这是后人窜改的,但此种窜改至晚已是在第三或第四世纪了。
  在其他宗教里,再没有把宗教和身体锻炼结合得那么密切的。炼瑜珈术时,由于控制身心,就导人入于宗教的神秘体会。其领域由控制反射和不随意肌,进而叩精神能力较深的境界。其益处为身心两面。由于采取身体的某种姿势式与呼吸的控制,再继之以冥坐,瑜珈术的修炼者可以达到对宇宙巨大物体遗忘的心境,最后修炼者则达到物我两忘完全无思想的真空境界,其特点是恍惚出神的喜悦。修炼者承认此种喜悦的空虚状态只是暂时的,除非死亡才能继续;不过,这种恍惚的喜悦感确实是舒服,使练此功夫的人都愿尽量享受。现代练瑜珈术的印度人和中国人都承认他们获得的身体健康、心清宁静,与情绪的均衡,都非以前梦想之所及。中国的修炼者不知道那是瑜珈,称之为“打坐”,或“静坐”、“内省”、“冥思”,或是其他佛道两家的名称。自然其他身体扭曲过甚的姿式,如“孔雀姿”、“鱼姿”,中国学者以其过于费劲,拒而不学,而苏东坡也只是以练几个舒服姿式为满足,这未尝不可以说算是中国对瑜珈的贡献。
  一般而论, 我们在此并非对练习瑜珈术感到兴趣, 只是对苏东坡在元丰六年(一O 八三)详细说明的瑜珈术练习有些好奇而已。那时,他对佛经道藏已然大量吸收,而且时常和僧道朋友们讨论。以他弟弟为法,他开始练气功和身心控制。对求长生不死之药的想法,他并不认真,但是即便没法得到,但对获得身体健康与心情宁静,他总是喜欢。须要知道的是,中国人的养生之道,在实际和理论上,都和西洋不同。按中国人的看法,人不应当浪费精力去打球追球,因其正好与中国人的养生之道相违反,中国人的养生是“保存精力”。而瑜珈对身心卫生的方法最适合中国文人,因瑜珈的精义是休息,是有计划的、自己感觉得到的休息。不但规定在固定时间停止呼吸,并且身体采取休息的姿式,并且还要消灭静坐在臂椅中时头脑里自然的活动。练习瑜珈全部的努力,可以用简单而非专门的术语描写为——在于努力少思索,以至一无所思。最后这无所思乃是最难做到的。最初是集中思想于一点,这已经够难,因为人的头脑习惯于由这个思想转到另一个相关联的思想。使思想集于一点还是最低阶段;再高一点儿,使专心于一点进而到一点皆无的沉思,最后达到恍惚出神的愉快境界。
  瑜珈的特点是全部身心的休息,再由于各种方式的控制呼吸以增加氧气的吸入。这时胃中轻灵无负担,浑身处于一完全放松的姿式,深深的呼吸,身体则保持于非常容易得到氧气的状态,而同时并不消耗同等量的精力,而别的运动则不然,所以说养生之道再没有如此理想的。因此,我们似乎可以了解,如果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在家中练这种功夫,人的头脑可以锐敏到感觉出自身内在的生理功能的活动。因为在最后阶段,人的心灵活动可以脱离自己而成为自己的观察者。在更为微妙的阶段,心灵以旁观者之身,可以观察两个思想之间那段空白。最后阶段,在心灵里一无所思,而能觉察比较微妙的次原子物质的形式,消除了一般人与自我的观念,这个阶段各宗教皆有其不同的宗教解释。一种解释是个人的灵魂与世界灵魂完全的融合,这正是印度教修炼的目标。但是,不管人对宗教的看法如何,瑜珈术使人获得的心境,虽然与睡眠和自我暗示状态相似,还是不同于此等状态,因为心灵还保持完全的自觉和反射的控制,而且瑜珈术的修炼者分明记得这种状态下发生的一切活动。
  苏东坡在描写自己的修炼时,他发现瑜珈术有很多明确的特点。他控制呼吸,似乎是脉搏跳动五次算呼吸的一周期。吸,停,呼的比率是一:二:二。停止呼吸最长的时间是“闭一百二十次而开,盖已闹得二十余息也”,照印度的标准,较低的限制,是大约一百四十四秒。像一般瑜珈的修炼者一样,他计算他的呼吸周期,也和他们一样,他自称在控制呼吸时(吞吐比例规则)有一段时间完全自动而规律。在集中注意力时,他也是凝神于鼻尖,这是瑜珈的一个特点。他也描写了一种为人所知的瑜珈感觉,在此一期间,心灵完全休息,再加上内在知觉的高度锐敏,他觉察到脊椎骨和大脑间的振动,以及浑身毛发在毛囊中的生长。最后,在他写的那篇“养生论”里,他描写此种状态的舒服,与从此种运动所获得心灵宁静的益处。
  关于此种运动的心灵方面,他的修炼仍是瑜珈术。在给弟弟子由的一封短信里,他描写正统瑜珈默坐的目的。他认为从感官解脱出来之后,真正体会到真理,或上帝,或世界的灵魂,不是在于看到什么,而是在于一无所见。他致子由的信如下:
  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胜解卓然。但此胜解不属有无,不通言语,故祖师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署尽,眼自有明,医师只有除势药,何曾有求明药。明若可求,即还是务……夫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若此是佛,猫儿狗儿得饱熟睡,腹摇鼻与土木同当,恁么时可谓无一毫思念。岂谓猫儿狗儿亦已入佛地……今日闭里捉得些子意何。……元丰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据我所知,苏东坡赋给了瑜珈几项中国要素。他不但排除了那些弯曲腰、腿、脖子等类似特技的动作,以及其他粗怪的扭曲动作,而且增加了定时的咽唾液,这完全来自道家合乎生理的心得。他向张方平推荐他的修炼方法,在信里他这样描写:
  每夜以子后披衣起,面东或南,盘足叩齿三十六通。握固闭息,内观五脏,肺白肝青脾黄心赤肾黑。次想心为赤火,光明洞澈,下入丹田中。待腹满气极,即徐出气,惟出入均调,即以舌接唇齿,内外漱炼精液,未得咽。复前法闭息内观。纳心丹田,调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满口,即低头咽下,以气进入丹田。须用意精猛,令津与气谷谷然有声。径入丹田,又依前法为之。凡九闭息三咽津而止。然后以左右手热摩两脚心,及脐下腰脊问,皆令热彻。次以两手摩熨眼面耳项,皆令极热。仍案捉鼻梁左右五七下。梳头百余梳而卧,熟寝至明。
  吞咽唾液是根据下面生理的推论,与道家五行宇宙论密切相关,我们未免觉得怪诞, 可是对相信此种宇宙论的人则颇有道理。 苏东坡所写最难懂的一篇散文叫“续养生论”,在这篇文章里,他把中国极其难懂的古语“龙从火里出”“虎向水中生”解释得十分令人满意。苏东坡说,我们随时都在焚烧自己的精力,主要是两种方式:第一:包括种种情绪上的纷扰,如恼怒、烦闷、情爱、忧愁等;第二:包括汗、泪、排泄物。在道家的宇宙论里,火用虎代表,水用龙代表。代表火或控制火者为心,代表水者为肾。根据苏东坡的看法,火代表正义,所以在心控制身体之时,其趋势是善。另一方面,人的行动着受肾控制,其趋势则为邪恶(肾一字在中国包含性器)。所以肾控制人体之时,人就为兽欲所左右,于是“龙从水中生”,意即毁损元气。在另一方面,我们就受心火所引起的情绪不宁所骚扰了。我们怒则斗,失望忧愁则顿足,喜则舞。每逢情绪如此激动,身上的精力元气则由心火而焚毁,此之谓“虎从火里出”。照苏东坡说,这两种毁损元气都是“死之道也”。因此我们应当藉心神的控制,一反水火正常的功能。而吞咽唾液是把心火向肾方面压下去之意。
  此外,道家还努力追求“外丹”,又名“方士丹”,也就是“仙丹”,就是长生不死之药。像欧洲的炼金术士一样,中国道士求“方士丹”,一为变低级金属为纯金,一为返老还童,恢复青春。也和欧洲的炼金术士一样,中国道士也主要用汞的化合物来制炼。因为汞的特殊胜质,有如金属的光泽,重量大,其比重近于黄金(原子重各自为二百、一百九十七),比较易于流动,和金属物如金与铜,因接触而混合,还有变成气体、粉末、液体等有趣的变化——因此,这种金属自然引起炼金术士的注意,不管东方、西方,都认为是最容易炼成人造金的原料。在苏东坡时代,中国的炼金术大部分是受阿拉伯的影响,就和欧洲一样。但是在汉代,却有记载,说有中国人炼金成功,我们想大概是用金的化合物炼的。在晋朝有道士葛洪,曾说用金与水银炼制成药,可延缓衰老或死亡。他说:“凡草木烧之即烬,而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转成丹砂,其去几草木亦远矣,故能令人长生。”他又说丹分为九品,按炼制程序而效力不同。最精者人服后三日成仙,最次者则需时三年。炼丹之原料为朱砂、白矾、雄黄(三硫化砷)、磁石,以及曾青。
  《春请记闻》的作者何精——他父亲曾由苏东坡推荐为官——曾在书中以一章之多的篇幅记载长生不死之药,有关长生不死之药的种种情形,当时很流行。何返所说的几个人,本书上已经提过,另有几个人是何蓬的亲戚,其中有数则故事是作者经验之谈。此书和一本叫《苏沈良方》的书(传为苏东坡与沈括合编),记载过一切炼朱砂的方法。若读完那些故事和炼丹方法,就会得到下列的印象。总是有一座炼丹炉,炼丹者用水银、硫磺、铜、银、砷、合金、硝酸盐,或是硝石炼制。也许他们还试试硫化金。硫化汞(辰砂)和硫化金,都可用做红颜料。各类汞合金还当药物服用。按当时并不可靠的记载,不少的道士都有化钢成金的秘方。必然有造出紫红色的金化合物,铸成各式器皿,曾经大发其财。也可能有道士在铜器上涂水银,当做银子卖与无知乡民。他们将金汞融合,自然不是难事。他们又将硫和汞混合,称为“黄金”,又称为“死硫”。
  有一个故事流传,说有一个道士确能造出真金,京都的商人都试不出是伪造。由于何蓬的记述,我相信那个道士用的是金矿砂,他能从其中提炼黄金。其中诡诈之处是道士说他用的是一种铜砂,所以用铜变黄金的说法自然就轰动了。他能向何精的一个亲戚表演铜变金。他说那矿砂是铜,他说他以铜砂状携带,而不以纯铜,是因为纯铜在路途中有被偷窃的危险。那矿砂在火上加热,但并不融化。等道士在锅中放入一点白色粉末,结果变成了黄金。
  道士的经历是这样:道士和两个朋友在几年前决定各奔前程,约定十年之后在某处相会。他们在中间这段日子分头去寻求“道士丹”的秘诀。等再度相遇,便大家共享此一秘诀。寻到此秘诀的人把经过告诉别人,他自己并没做富商,已然出了家。下面便是他的经过。
  几个朋友在指定的地方相会时,大家比较寻求的结果。已经出家的那个道士告诉朋友他已得到妙诀,只是所炼成品尚含有杂质,有欠精纯。一个朋友说他已得到一种药粉,可以除去杂质。只要加上此一药粉,他们就可以炼出纯金了。
  几个朋友说:“咱们到京都去。听说京都滦家金店为国内最大金店,若能经得起他们的试验,咱们的秘诀就算对了。”他们拿了十两自己炼出的黄金求售。店家将黄金检查、过秤、用火烧,然后按真金价格付了款。朋友很快乐,如此成功,彼此相贺。
  彼此相向说:“现在咱们可以成仙了。我们若不愿弃却红尘,可以用此钱吃喝玩乐。咱再炼一百两分用吧。”
  那天晚上,大家痛饮,有几分醉意。把铜矿砂放在炼丹炉里就去睡了。夜里,铜水四溅,引起火烧着房子。三个朋友还沉醉未醒,救火队已经来临。“我睡得不太沉,从火焰里逃出来。我怕被捕,又善于游水,就游往对河,顺水游下。我料想城门上锁之后,才爬上岸来。在水里时,我向上苍祷告,我仟悔,说我决心出家,再不做此勾当,决不再为自己炼金子。若是修庙筹款,我一定要炼,但也要先求神答应。”这就是为什么那个道士不能将炼金术泄露出来的缘故,但若为行善,他百两也乐捐。他那个朋友,一个被火烧死,一个为官方逮捕,不久因伤重而死。
  苏东坡对于各种硫化汞药剂,特别有兴味。因为大家都知道汞有毒,所以他试验那些药物时,特别警觉。因为那些药物的制造秘诀不为人知,其中什么成分谁也不太清楚。与东坡同时代的一个人,记载过一人因吞服汞化药物而亡,那是因为他要在皇帝面前试验一个药方。也许他是要服氧化亚汞,却误服了氯化汞吧。再者道家也试验别的化学药品,如硝石、硝磺等药物,甚至由钟乳石提炼出石灰质来吃,有时引起溃疡。苏东坡本人吃两种别的食物,据说是仙家的食物,就是伏苓和芝麻。芝麻多油,并含有定量的蛋白质,自然有食物价值。但是我有几分相信,本被认为此种东西是仙家食物,主要是因为道士住在山上,不易找到别的食物。植物生长的越远,越与普通的五谷杂粮不同,就会越被认为是仙家食物。
  关于炼制外丹,苏东坡写了两篇札记,一篇叫“阳丹”,一篇叫“阴丹”。阴丹是从生第一胎男婴的母乳中提炼出来的。把乳在文火上加热,用的锅是银汞合金制成的,一边加热,一边用同一金属制的调羹缓缓扰动,直到奶凝结,最后制成药丸状。阳丹是用尿蛋白中的尿素制成。此一蛋白沉淀物经过多次净化,最后变成白色无味的粉状物,再加枣泥做成药丸,空腹用酒送服。
  苏东坡直到他人生的末日,一直想求得“道士丹”;不过他对寻求长生不死之药,还没有入迷。所有的道家仙子都已死去,至少他们每个人都遗留一个臭皮囊,虽然还有学说主张他们的身体已经改变,无人在时,他们可以升天,或骑鹤而去,或自己变成鹤飞去,叫做“羽化”,所遗留的躯壳便与他们的仙体渺不相干了。遗留下的躯壳只看做如蝉或蛇脱下的皮,此种去世他们名之曰“蝉蜕”。但是苏东坡却想看到一个长生不死的人。他说:
  自省事以来,闻世所谓道人有延年之术者,如赵抱一、徐登、张元梦皆近百岁,然竟死与常人无异,及来黄州,闻浮光有朱元经尤异,公卿尊师之者甚众。然卒亦死。死时中风搐溺,但实能黄白,有余药,金皆入官。不知世果无异人耶?抑有而人不见?此等举非耶?不知古所记为虚实,无乃与此等不大相远,而好事者缘饰之耶?
  姑且把求取“道士丹”这种徒劳无功的事摆在一旁,我个人则认为道家谆谆教人的养生术和现代医生对人的忠告,在原理上无何差异。我看还是忘记这种无益的追求,回到单纯有节制的生活上来吧,要有足够的工作,足够的休息,最主要的还是无忧无虑,避免心情上的紧张激动。换句话说,人只要遵从一般常理就好。苏东坡表现他那合乎情理的简单生活原理,只用下列他从古书上摘取下来的四条规则。有一张某向他请求长寿良方,他就写出下列的四句话:
  一、无事以当贵。
  二、早寝以当富。
  三、安步以当车。
  四、晚食以当向。
  夫已饥而食,蔬食有过于八珍。而既饱之余,虽刍豢满前,惟恐其不持弃也。若此可谓善处穷矣,然而与道则未也。安步自佚,晚食为美;安以当车与肉哉。车与肉犹存于胸中,是以有此言也。
  我最喜爱苏东坡给李尚的一封信,以常情的看法论节制与单纯。他说:
  仆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陛尔,而文以美名,谓之“俭素”。然吾侪为之则不类俗人,真可谓淡而有味者。不能不难,受福不那,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此似鄙吝,且出之左右,住京师尤宜用此策。一笑。
  李尚现在已回到京师,连王巩也遇赦回到北方。皇帝现在深悔对反对派的惩处。也许是命运对人的嘲弄吧,苏东坡刚刚安定下来,过个随从如意的隐居式的快乐生活,他又被冲激得要离开他安居之地,再度卷入政治的漩涡。蚂蚁爬上了一个磨盘,以为这块巨大的石头是稳如泰山的,哪知道又开始转动了。

  第十八章 浪迹天涯

  苏东坡此后一年零八个月的命运足以表示官身不由己。读书人能用别的方法谋生,最好不要做官,他的遭遇便是充分的理由。苏东坡当前的道路,真是崎岖坎坷瞬息万变,一直到他人生的末日,不是出乎他的本意,却与皇后大有关系。皇帝有意使他掌史馆,却被左右所阻。皇帝最后亲书一道旨意,把苏东坡的谪居地由黄州调到汝州(今临汝),汝州离京师较近,生活亦较为舒适。他听到这个消息,是在神宗元丰七年(一0 八四)三月初。
  他当然躲避这个任命,按他自己的话,这犹如“小儿迁延避学”。人做官不外乎为名为利,或为权势,或为报效国家。我们知道苏东坡非以做官为发财致富之道,至于权势,他根本不愿控制别人。有些人身上有一种天性,他本已有钱有名,但想钻入政治圈儿去,只为了去支配别人。初尝权利的滋味,还颇觉味美,但除少数例外不提,二度竞选美国总统的人,不是不知“何以利吾身”,大概就是身不由己。他去再度竞选,因为他所属的政党要他去竞选。若说报效国家,于理欠通,因为反对派里不是也有人如此呼喊吗?至于为名,苏东坡知道,即便是身为宰相,也不能在他不朽的文名上有丝毫增减。他又何求于政治?他又能有何成就?
  在三月初三,他还胸怀坦荡,与朋友畅游甚乐,在定惠院后面商家花园逍遥终日,酒宴之后,他还在一个小楼上酣睡一觉。醒后,漫步踱出东门,在东门看见商店一个大木盆,买下来,预备存水浇瓜。然后沿着一条小溪,进入何氏花园。何家正在房旁添盖厢房,请他稍留,在竹林中喝几盅。一个朋友端出一盘糕,东坡巧予命名为“何甚酥”。大家都喝酒,只有参寥和尚只喝枣汤。苏东坡忽然急想回家。他看见何氏园有橘子树,他要了几棵树苗,要回去种在雪堂的西畔。
  两三天之后,消息到来,要把他改调他处。虽然名义上他还是在贬谪中,可是能自由住在一个美丽而富有的城市了。有数天的工夫他犹疑不决,是否应当奏请继续住在黄州。后来又一想,这道新任命是皇帝的一分好意,他终于决定遵奉圣命,放弃东坡的农舍。他数年的辛勤,弃于一旦,也许他还要在别的地方,重新创建一个农舍,一切要从头做起呢。
  可是,甚至在他这样困难情况之下,调职之后,他的政敌还不肯把他放松。当时一个作家记了下面一个故事:苏东坡给皇帝上了谢表,皇帝向四周一看,告诉群臣道:“苏轶真是天才。”
  他的政敌甚至想在他一篇例行公事的谢表里找他的毛病。政敌说:“臣以为他在谢表里还是口出怨言。”
  皇帝感到意外,问道:“怎见得?”
  “在这谢表上,他说他和他弟弟考过殿试,却用‘惊魂甫定,梦游缥纷之中。’他不是说他们以坦白批评朝政的策论考中,但是现在却以批评朝政而受惩处吗?他是不甘心认错,还是委过与人呢?”
  皇帝泰然道:“我很了解他,他心里是好意。”
  小人因此才闭口无言。
  苏东坡准备搬家,也费了几十天工夫。他决定先到高安看弟弟子由,留下孝顺的长子迈带领家眷,在他从子由处回来时,大家在九江碰头。
  现在官方纷纷为他设宴饯行,很多朋友请他题字留念,这个,他当然提笔沾墨一挥而就。很快就应酬完毕。就在这时,歌妓李琪也收到他赠的一首诗,使她得以名垂后世。在邻人和朋友为他送行的宴席上,他写了下列的一首词: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鱼蓑。
  一大群人送他启程。那群人里有士绅,有穷人,有各色人等。我们知道名字的那些邻居朋友,一直把他送到船上的,计有十九人。路两旁也有他的朋友、陌生人、农人,也有感激他的穷父母,怀里抱着孩子,那孩子的命就是这位行将离去的文人搭救的,十九个送他的人一直送到慈湖,在苏东坡最后离去之前,大家又一齐消磨了几天。
  但是另外有三个朋友,一直陪他到九江。一个是老朋友陈糙。另外一个是和尚参寥,他和苏东坡是在徐州认识的,后来在黄州突然出现,和他住了大概一年。在中国古代,没有人像出家人游踪之广的,不但因他们完全空闲行动自由,也因为他们走到何处都有他们的旅馆住,那就是有他们的寺院。参寥决定到九江庐山去住。
  第三个朋友是道士乔今,他现在大约有一百三十岁,据传说,后来他又从坟里复活。到了九江,苏东坡离开了他本要走的路途,又走了陆路一百多里,为了把这位老道士交给他在兴国的一个朋友照顾。乔个喜爱鸟兽,永远带着他养的鸟兽一同旅行。据子由说,最后此一老人是被骡子踢伤而死的。又过了几年之后,一个和尚告诉子由,说最近在某处遇见另一个和尚,那个和尚说他自己是乔今,并且说在黄州结识了苏东坡。子由打听那个和尚的样子,说此话的和尚所描写的和那个老道士完全一样。在听这个故事的那些人之间,有一个是兴国太守的儿子,他回家把此事告诉了他父亲。为了要证实乔今的死而复生,那位太守下令重开乔今的坟,只发现了一根手杖和两块腔骨。尸体不见了。
  苏东坡和参寥一同游庐山数日。在数百和尚之中曾引起极大的轰动,因为消息已在他们中间传开,大家都说“苏东坡来了!”虽然苏东坡只写了三首游庐山诗,其中一首成了描写庐山最好的诗。
  东坡去看弟弟子由时,三个侄子迎接他,他们是走出八里地前去迎接的。兄弟们已经四年没见,子由肥胖了些。他看来并不太健康,因为他夜里费好多时间练瑜珈术。监酒官的办公室就在一所小破房子里,既露风露雨又摇摇欲坠,俯首便是江边。据子由说:“旧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适皆罢去,事委于一。昼则坐市区震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夜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
  苏东坡在那儿住了六七天,然后顺流而下到九江,好与家属相会。和家属一同顺长江下行,七月到南京。在南京,朝云生的儿子才十个月大,患病而死。这对父母是个极大的打击,尤其是对年轻的母亲。苏东坡在一首记孩子死的诗里,他说孩子的母亲终日在床上躺着,精神恍惚,东坡虽然能擦干自己的眼泪,听见朝云哭,实在难过。东坡有“我泪犹可拭,母哭不可闻”诗句。朝云没有再生第二个孩子。
  在南京时,苏东坡去看王安石,王安石已经是疲惫颓唐的老人。苏东坡和他讨论诗与佛学多日,因为二人都是大诗人并深信佛学,自然有好多话说。有一个故事流传,说苏东坡一次按固定的韵脚和题目和王安石作诗,胜过了王安石,王安石便中途作罢。二人谈话时,苏东坡直言责备王安石不该引发战事,不应该迫害读书人。
  苏东坡说:“我有话要跟你说。”
  王安石立刻脸上变色道:“你要提起往事?”
  苏东坡说:“我要说的是国事。”
  王安石才镇静了一点儿说:“说吧。”
  苏东坡说:“汉唐亡于党祸与战事,我朝过去极力避免此等危机。但是现在却在西北兵连祸结,很多书生都被送往东南。你为何不阻止?”
  王安石伸出二指向东坡说:“这两件事是由惠卿发动,我今已退休,无权干涉。”
  苏东坡说:“不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过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也应当以非常之礼事君才是。”
  王安石有点烦躁起来,回答说:“当然,当然。今天的话,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他意思是二人所言,切勿传出此屋,因为他曾一度为吕惠卿所卖,所以如此小心。
  二人漫谈下去,王安石有点儿前言不搭后语。他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焉。’人非如此不可。”
  东坡说:“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便不惜杀人。”
  王安石笑而不语。
  根据好多当代人的记录,在这一段期间,可以常看见王安石在乡间独自骑驴闲行,“喃喃自语,有如狂人”。他有时想到当年已经背弃他的老友,便突然拿起笔来,面色凝重,立刻开始写一封信。但是片刻之后,他又把笔放下,好像也颇以自己为耻,这些信没写完,就永远摆在那里了。他仍然继续写日记,他死后几年,奉命把所有的日记交还朝廷,因为其中有当权派的内幕。在他失意的晚年,变得心内凄苦抑郁,对人非常怀恨,对皇上也常是恶语相加。幸而当时当权者还是他一派。但是他的日记竟写了七十多本,很多人见过。前几年,他听说司马光又已当权,他令侄子把日记烧毁,但是他的日记之仍然留在人间,是因为他侄子把日记藏了起来,烧了些别的东西蒙混过去。
  王安石现在开始看见幻相。一次,他看见他那独生子,那时早已死去,却正在阴间受罪。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活着时是个坏蛋,无所不为,现在在阴间戴着铁链手铐。后来,他家一个侍卫说在梦里也看见同样的情景,王安石着实害起怕来。为救儿子免于阴曹的折磨,他把上元县的财产卖出去,把钱捐给寺院。王安石曾向朝廷奏明捐款与寺院一事,朝廷因此赐与那个寺院一个名字,同时王安石上朝廷关于此事的表章而今还在。他死的前一天,在野外骑驴独行,他看见一个农妇向他走近,跪在他面前,向他呈递一份诉状,然后消失不见。他记得把诉状放在衣袋里,到家一看,那份诉状也不见了。他第二天因惊吓去世。
  等苏东坡到了土地肥沃的江苏地带,他不觉迷恋上当地的气氛和自然之美。在往返于南京和靖江之间时,他心中忙着盘算在太湖地区买一个农庄。他的情形是这样:皇帝既然愿把他从黄州调到另一个地方,日后也会听从劝说而准许他在别处安居。不论他往何处去,总是存心找个老年退隐之地。他的不少好友出的主意都不相同。他的方外友人佛印劝他安居在扬州,因为佛印的农庄在扬州。范镇愿他到许下,二人为邻。东坡自己看中了丹徒县蒜山的一片松林。不过这些计划都落了空。长江以北靠近南京有个仪真县,仪真的太守约他前往居住,他虽然没有决心在仪真安居,至少想找个地方暂时安顿眷属。所以家眷暂时住在仪真学校中时,东坡总算没有牵挂,得以各处走走逛逛,寻找一个乡镇的家园。
  最后,几个最亲密的朋友之中,有一个胜元发,劝他安居在常州的太湖左岸宜兴,胜元发那时正任太湖南岸的湖州太守。苏东坡和膝元发二人暗中订了一项计划,在宜兴买了一块田地,然后奏请皇上允许他在宜兴安居,因为那块田地是他唯一的生活之所出。胜元发的一个亲戚能找到一块地,在宜兴城二十里外,深在山中。那块地很不小,一年可产米八百担,会使苏家生活得满舒服。苏东坡当时只剩下几百缗钱,此外只有父亲以前在京都买的一栋房子,但是早已托范镇以八百缗钱卖出去。
  九月,他独自下乡去看那块田庄。他曾记此事说:“吾来阳羡(宜兴),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誓将归者,殆是前缘。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阳羡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元丰七年十月二日于舟中。”
  后来他又另买了一块地,是从官家买的,后来曾为此地涉讼将近百年之后,曾有一作者记载苏东坡的重孙子仍住在宜兴那块农庄上。
  苏东坡现在总算办了一件事,到底是极其愚蠢,还是宽宏厚道,看法也就因人而异了。他给胜元发写信,说他要在荆溪上找一栋房子,他真找到了。他和友人邵民瞻去找,结果找到一栋很好的老宅子,也付了五百缗钱。这就用光了他所有的钱,但是苏东坡很高兴,心里盘算回去把家眷接来住进去。一天晚上,他在月光之下和邵民瞻在村中漫步,经过一家时,听见里面有女人哭泣声。他俩人叩门走进去。一老妇正在屋角里哭。一问缘故,老妇人说:
  “我有一栋房子,一百多年来一直是我们的财产。我有个败家儿子,把那房子卖给了别人。今天我不得不从那栋老房子里搬出来,我在那老房子里已经住了一辈子——这就是我为什么哭的缘故。”
  苏东坡很受感动,又问她:“那栋房子在哪儿?”
  苏东坡大惊,原来那正是他用五百缗钱买的那栋房子。他把契约从衣袋里拿出来,在老妇人面前一把火烧了。第二天他把那个儿子找来,告诉他再把老母请回旧宅去,并没有再讨回付的房钱。那个儿子到底是已经用那笔钱还了债,还是另有别的原因无力付还,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苏东坡于是回到城中,既没了房子,又损失了五百缗钱。但是当时东坡一时为真情所感,无法抑制,竟对自己家的后果不管不顾!事情做得美则美矣——还有什么别的好说!
  回到常州之后,在十月里,他给皇帝上书,请圣命谕允居住于常州。在皇帝应允之前,他还是要去接新的任命,远在国都的西部,大约有五百里的旅程。他携带着全家往都城方向前行,慢慢行进,盼望如幸蒙圣命恩准,就不致花费往返两次旅费了。但是迄未获得思准的消息,他勉强前行,到达京都。我们若相信他的诗上所说,他的眷属真是忍饥挨饿了。到了泅州的淮河边,他给朋友至少写了三首诗都提到饥饿。在一首诗里,他自比为夜里啃啮东西的饥鼠。在太守送食物到船上时,孩子们欢声雷动。看情形他们不能再前进了,他决定再给皇帝上表章,这时住在南都老友张方平家,静候圣旨到来。
  他上皇帝第二书,是二月间在泅州写的,其中一部分如下:
  但以禄凛久空,衣食不继。累重道远,不免舟行,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病重,一子丧亡。今虽已至泅州,而发用馨竭,去波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与其强颜忍耻,于求于众人,不若归命投诚,控告于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擅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
  他在旅途上,发生了两件有趣事,也可说令人难过的事。在泅州他渡河去游了南山之后,写诗一首。河上有一座长桥,因泅州为军事要隘,天黑以后此桥上不许行人通过,违犯者重罚。实际上,泅州太守是不理会这条规矩的,他在天黑后和苏东坡同过此桥。为了庆祝此次游山之乐,苏东坡很天真的写出了下列两行诗句:
  长桥上灯火阑,使君还。
  太守为人老实正直,是山东省一位学究,姓刘。第二天他一见苏东坡的诗,心都快跳出来。他到船上去看东坡,说:“我看了你的诗,这很严重,太严重了!你的诗全国皆知,一定会传到京都。普通人夜里过桥是罚两年劳役,太守犯法,情形更糟。求你把这诗自己收起来,不要给别人看。”
  苏东坡追悔不迭,微笑道:“天哪!我一开口就是两年的劳役呀!”
  他住在张方平家时,出了另一件动人的事情。在主人请他吃饭喝酒时,他认出了张方平儿子的妾,那个女人以前曾做过黄州太守的妾,深得太守钟爱,名叫胜之。太守当年为苏东坡好友,不幸亡故,此妾亦即改嫁。苏东坡一见此女在张家筵席上出现,状极轻松愉快。他颇为感慨,想起老朋友来,两眼泪痕,喉头哽咽。这却逗得胜之发笑,她只得转过头去和别人说话岔开。苏东坡离席时。心中很难过。他告诉朋友说人千万别纳妾,就举胜之为例。
  皇帝染病,从三月一日起,太后摄政。三月五日,皇帝驾崩;次日颁下圣旨,允许苏东坡在太湖边居住。这对苏东坡十分重要,因为他己如愿已偿,他的计划实现了。一家开始迁回宜兴,在四月初三离开南都,到达湖边新居,是神宗元丰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苏东坡而今终于相信他会终身在此安居下来。他的诗里有两句:“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要在富有田园之美的江南度其晚年了。他可以乘一叶之扁舟悠然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真正悠哉游哉了。
  但是命运偏偏做梗。正当他把退隐之地已物色到,朝廷对他再度任命的消息又来了。在他到宜兴后还不到十天,就得到消息,朝廷派他到离山东芝累不远的登州去做太守。原先以为是京城传来的谣言,他拒不肯信,他说京都一向谣言多,并且最近四月十七日的官报上也不曾提过。
  苏东坡心乱如麻,心里很恨这种变化。几天之后,正式任命到达。家里人大喜,孩子们喊叫觉得喜出望外。苏东坡在一首诗里,自比为可怜的良马,盛年已逝,再不贪天山的牧野。在另一首诗里说:“南迁欲举力田科,三径初成乐事多。岂意残年踏朝市,有如疲马畏陵坡。”在给佛印的信里他说:“如入蓬蒿翠蕾之径。”给米芾的信里说:“某别登卦都,已达青社。衰病之余,乃始入闺,忧畏而已。”
  可是,他仍然接受了新任命。太后现在把情势推动起来。司马光又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实际上等于副首相之位。任命司马光的情形很有趣,皇太后是派武装兵士把他从家中请出,一直“护送”到官衙里去的。所以用这种方法,是惟恐他接到任命之后会延迟赴任,甚至会辞谢不就,也是不得已而别开生面了。
  苏东坡在六月,到山东沿海去就新职。由青岛附近,开始乘船,绕山东半岛而行。十月十五到达登州后五天,他又应召晋京。全家开始行动起来,将近元丰八年十二月半,到达京都。

  第十九章 太后恩宠

  苏东坡总是得到历朝皇后的荫庇。在他受审时,是仁宗的皇后救了他的命。现在又是英宗皇后拔擢他得势。甚至在他一生中较晚的岁月里,若不是神宗的皇后代摄政事,他就客死蛮荒了。
  新皇帝现今才九岁,摄政的是他的祖母。宋朝特别幸运,能接连有贤德的皇后出现。在伟大的汉唐两代,几个皇帝的后妃不是夺取帝位,藉有权势的太监或内戚擅权统治,就是在别的情形之下弄得朝代覆亡。在苏东坡时代,四个皇后当政,都极贤德,并且有的十分出色。也许她们是女人,所以能明辨是非,在朝中能判别善恶。因为她们生长在宫廷之中,并不能常听到儒臣们论辩国家的政策,听得繁乱到得失难分莫知所从的地步,但是所闻所见,正足以判别清议所趋的主要方向。现代普选的民主制度就是根据一般常人的判断,这些人连《纽约时报》的社论还看不懂。皇太后的判断也就是一般常人的判断。神宗皇帝最后那些年,已经开始简化政令,但仍不到他母亲老太后今日这般清静无为的地步。皇帝一去世,太后即召司马光当政,立刻将政令改弦更张。王安石的一切政令全予中止,或径于废除。元佑年间这一段开始了。
  苏东坡现在急剧得势,在他到达京都八个月之内,朝廷将他擢升三次。依据古制,官位分为九级。在此短短一段期间,他由第七级上升,经过第六级,跳到第四级,最后止于第三级翰林,为皇帝草拟诏书,那时他正是四十九岁。
  在苏东坡升任翰林之前,在哲宗元佑元年(一0 八六),他官居四品中书舍人,实为一重要职位,因他参与朝廷各部官员的挑选与任用。担任此一职务时,他草拟了几次圣旨,颇为有趣,内容与他颇有关系。一道圣旨是被夺李定的官职,命他将过去隐瞒未报的母丧三年重新依礼居丧。第二道圣旨是贬谪吕惠卿。内容的决定者不是苏东坡,但圣旨的措词结构则是他的手笔。在贬滴吕惠卿这个奸佞小人时,苏东坡说:“始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与“党与交攻,几半天下。”不过最有趣的事,是四月王安石死后苏东坡必须草拟一道圣旨连赠荣衔。这道圣旨的措词必须十分巧妙,寓贬于褒。依照法制,当以皇帝名义发布,赞美其生活与品格,并颁赠“太傅”荣衔。苏东坡只是赞美王安石富有巧思,同时使人知道正是指他的妄自尊大欺人欺己。苏东坡说他“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批百家之陈述,作新欺人。”这篇圣旨很巧妙的发展下去,后来苏东坡说:“胡不百年,为之一涕。”读者不知道自己所读的到底是夸大的颂赞,还是反面的诽谤?
  “翰林学士知制诰”一个职位永远是名气最高的学者担任。往往是担任首相的前一步。苏东坡这时已经接近顶点。在宋朝,“翰林学士知制浩”是三品,宰相是二品,在宋朝一品几乎没有颁赠过。再者,为皇帝草拟圣旨,就使苏东坡得以亲密接近儿童皇帝和太后。这项任命是由宫廷亲自派人送到苏东坡家中的,同时颁赠官衣一件、金带一条、白马一匹,附有一套镀金的绶绳鞍路上的零配搭。宰相办公的中书省与皇宫西面相连,翰林院则在靠近皇宫北门,算是皇宫中的一部分。翰林的工作通常都是在晚上。翰林在院中办事时,也是称之为“锁禁深夜”。习惯上是,翰林单日夜里在宫院值班,草拟圣旨,在双日发布。在黄昏时,翰林顺宫中东墙进去,直到内东门,那儿为他留有一间屋子,接连皇帝的住处。有时长夜漫漫,他无所事事,只有凝望红烛,静听宫漏,以遣永夜。有时夜间寒冷,皇太后会差人送来热酒。关于要发布的诏令,都是由皇太后口述,他再用极为典雅庄严文体写出来,以备第二天颁布之用。
  在苏东坡任翰林学士知制法期间,他拟了约有八百道圣旨,现在都收在他的全集中。无不铿锵有声,妥帖工巧,简练明确。圣旨的文字往往引经据史,富有例证譬喻,这类文字,苏东坡写来轻而易举。苏东坡去世后,另一个人,姓洪,接他的职位。他对自己的文才颇自期许,他问当年侍候苏东坡的老仆,他比苏东坡如何?老仆回答说:“苏东坡写得并不见得比大人美,不过他永远不用查书。”
  一天晚上,苏东坡正在此一小书斋中坐着,他对政客的嫉妒已是十分厌恶,已经请辞此一职务。皇太后宣他进宫草拟诏命。年轻的皇帝正坐在祖母身旁。苏东坡在一旁毕恭毕敬的立着听记吩咐。在告诉苏东坡草拟圣旨任命吕大防为宰相之后,皇太后突然问他:“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几年前你官居何职?”
  “常州团练副使。”
  “现在身居何职?”
  “臣承乏翰林学士。”
  “你为何升迁如此之快?”
  “仰赖太后的恩典。”
  “这与老身无关。”
  苏东坡只好瞎猜:“一定是皇上的恩典。”
  “与皇上也无关。”
  苏东坡又猜道:“也许是有老臣推荐。”
  太后说:“与他们也没关系。”
  苏东坡立着呆了片刻。然后说:“臣虽不肖,但从不运用关系求取官职。”
  太后最后说:“这是我老早就想对你说的。这是神宗皇帝的遗诏。先王在世之时,每当用膳时举著不下,臣仆们便知道是看你写的文字。他常说起你的天才,常想用你,但不幸未及如愿便速尔崩逝。”
  提到先王,三个人不觉一齐落泪。太后于是赐东坡座,赐茶叶一包,又对他说:“你要尽忠辅保幼主,以报先王之恩遇。”苏东坡要鞠躬退出时,太后从桌于上拿起一个刻有莲花的金烛台当礼品赏与东坡。
  在苏东坡升任翰林学士不久,司马光在哲宗元佑元年(一0 八六)九月逝世。那天正好是神宗灵位送入太庙的斋戒之日,灵枢停在灵堂,司马光的朋友本当前去拜祭,并且吊丧者应当哭几声。但是偏巧全体官员都要遵礼去斋戒,反倒没有时间去向去世的宰相吊祭。九月初六,依照古礼在盛大肃穆乐声悠扬的典礼中,将神宗的灵位安置在太庙里。朝廷举行大赦,罢朝三日。文武百官都参与大典。但是一件有趣而重大的事发生了。
  事有凑巧,司马光的丧礼由理学大师程灏的弟弟程颐主办。这位理学家,话往最轻里说,也不是个和蔼可亲的人,那副自命不凡的样子更使苏东坡烦恼。这位理学家完全遵古礼来办这件丧事。当时死者的亲人要站在灵枢之侧向灵前吊祭的客人还礼,这种风俗已流行数百年。但是程颐认为不合古礼,于是禁止司马光的儿子站在灵枢一旁还礼接待客人。他的理由是,孝子如果真孝,应当是悲痛得不能见客人才是。那天朝廷百官在太庙中的大典完毕之后,苏东坡正要带领翰林院及中书省同仁前往故相国司马光府去吊祭,程颐也有事要去,他就向大家说这违背孔子在论语中的话:“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因为那天早晨大家曾在太庙唱过歌,至少听过奏乐,怎么同一天还能去吊丧哭泣呢?大家到了司马府门前,小程想拦阻大家,于是大家争得面红耳赤。
  程颐说:“你们没念过论语吗?‘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苏东坡立刻回答道:“论语上并没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
  苏东坡十分气恼,不顾程颐的反对,率领大家进了门。每个人都站在灵柜前面行礼,在离去之前都依照习俗以袖拭目。苏东坡一看司马光的儿子没出来接待客人,问过别人, 才知道程颐禁止, 说是于古无征。于是苏东坡在全体官员之前说道:“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大家哄堂大笑,程颐满面通红。这句评语极为洽当,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不论程颐或苏东坡自己,对这句挖苦话,都是毕生难忘,谁也不愿一生背着这个标签。在苏东坡和二程这一派之间,这粒仇恨的种籽算播下了。

陆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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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苏东坡传   林语堂 著

帖子  陆海明 于 周日 九月 25 2011, 08:38

第二十一章 谦退之道

  有登龙之术,也有谦退之道,而苏东坡不愧为谦退大师。现在苏东坡的情况是,不追求政治,而为政治所追求,颇为有趣。当年王安石得势之时,他在政坛坎坷不达,不足诧异;可是如今他的同党既然当政,他仍然失败,则确属可惊了。苏东坡永远不够为一个好党人,因为他过于孤高,非常人可及。现在他的同党当政,他自己有声望,受人爱戴,有皇太后佩服他的学问人品,可是他却一直想摆脱一个颇为人羡慕觊觎的政治地位,却没有立即如愿。但是了解他气质的人,都知道他的宦海生涯不会太久的。延缓年老展长青春的第一条规矩,是避免一切情绪上的烦扰,可是苏东坡现在,在他所谓“奸小之境”的官场,却有过多的情绪上的烦扰。政治这台戏,对有此爱好的人,是很好玩;对那些不爱统治别人的人,丧失人性尊严而取得那份威权与虚荣,认为并不值得。苏东坡的心始终没放在政治游戏上。他本身缺乏得最惨的,便是无决心上进以求取宰相之位,倘若他有意,他会轻而易举弄到手的。做为皇帝的翰林学士——其实是属于太后——他与皇家过从甚密,只要肯玩政治把戏,毫无问题,他有足够的聪明,但是倘若如此,他就是自己断丧天性了。
  宋朝的政治制度最容易酿成用党之争,因为大权集于皇帝一人之手。甚至在神宗元丰元年(一0 七八),政府制度改组简化以后,仍然是宰相无有专责。内阁共同负责也没清楚划分的原则,以使宰相及阁员大臣能协力一致。我以前指出过,在当政者及反对者之间,也没有职权的严格划分。朝廷由多数党统治的办法,根本毫不存在。所以政治上的活动只不过是私人之间的斗争,这一点较西方尤有过之。但是政治的规范,则东西毫无二致。所以这种制度是使庸才得势的最好制度。这种政争之中也有些规则,不过主要在幕后进行时遵守而已。第一条是,一个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条艺术手法:那就是要多说话,但内容必须空洞。高明的官员永远不说出什么,但只要否认。高明的官员必须深有修养,长于说“无可奉告”、“阁下所说,诚然不错!”这样便大有前途了。第二条,他必须讨好朋友。第三条是,当特别提防开罪于人。守口如瓶,低声而斯文,使人高兴的窃窃私语,全心全意讨好于人,此等官员,纵然不能爬到宰相之位,至少不会投置闲散,早晚会积劳成疾,因公殉职。
  不幸,苏东坡非此等人也。在随后数年,他把这些成功秘诀都—一违犯了。朝云产下一个男婴之时,他写的诗里有下列的愿望:
  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但是此婴儿可怜夭折,无法达到父亲的愿望。我们必须要问,一个诗人画家是否能做一个成功的官吏?可想而知的是,在国家太平时则可。但是太平一词也是比较而论,而且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十年之内没有激烈之争的。一个诗人画家,以其达观的态度,很不容易卷入政争,甘心玩此把戏,而甘心接受处罚的恶果的。往往是,小试数次之后,对自己也会染指于此等勾当,不由自己窃笑,就此罢手。
  可是,事情偏有凑巧,苏东坡若是躲避政治,政治偏要找他。他和司马光曾经政见不合,这是各有看法的人,共事时之所难免。但是半年之后他到京都时,司马光去世,只剩下苏东坡孤零零一人身居高位,特别惹人妒忌。果然不久,第一个风暴就向他袭来。朝廷的政争都环绕他而发生。次年正月,几十份表章都弹劾他。司马光死后,政治派系逐渐形成——朔党、洛党皆以理学家为首,蜀党则威信苏东坡为魁。由于当时文字记载,并由于苏东坡之坚持脱离政坛,苏东坡不知道“蜀党”一词何所谓,当属可信。可是却有许多事故发生,使苏东坡的政敌受到刺激,不得不对他做殊死战。这次战斗,说公平话,实在是由苏东坡的弟弟子由所引起。苏子由在此一批新人当政之始,自外地来京为右司谏,他心想有责任刷新朝政,清除所有那些骑墙派以及与王安石有过从的残余政客。他使恶迹昭彰的吕惠卿遭贬谪出京,总算成功,蔡确、蔡京、章淳也暂时降职,但是这几个降职的官僚,后来却力谋再起。子由也用十道奏章之多弹劾了朔党的一个领导人物,直到此人遭到罢黜。他曾把朔党都以“饭袋”称之。
  两派之争在进行中。蛆龋卑劣的政客之争对谁也乏味,因为不像对王安石变法的争论,而今这种纷争连政策原则的问题都没有。苏东坡曾经反对恢复征兵制,不过这并不是党人所力争的问题,党人则是藉故生非。苏东坡为主考官时,出的考题是:“今朝廷欲施仁祖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偷;欲法神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入于刻。”其实汉文帝为政尚宽,并未引起百事废弛;宣帝尚严,也未失之过于苛酷。考生必须申论中庸之道。当时那群小政客则反对这个考题,屡次上表给太后,请求审问苏东坡。他们控告苏东坡对仁宗、神宗犯大不敬之罪。
  也是和往常一样,每逢大后把这些奏章置诸高阁,群小便继续弹奏。由哲宗元佑元年十二月到次年正月十一日,有四五份表章弹劾苏东坡。正月十二日,太后敕令停止弹劾。正月十三日,百官在中书省接到圣旨。那些官员竟而违抗圣旨,次日又上一表。苏东坡这段期间并不屑答辩,只是上了四次表章,请求派任外地官缺,离开京都。到十六日,太后显然是要支持苏东坡,因为她对众臣说,苏东坡的意思是指国家官员的宽严,他并没有对皇帝本身有何不敬。甚至弹劾苏东坡的官员有受惩处之说。
  这时,苏东坡决定不求外放,而是要挺身而斗了。他在正月十七日,给皇后上了两千字长的一份表章,略叙他本人的职分并对卑劣的政治手法予以谴责。他是为“人应当有不同意权”而奋战。在表章里他指出朝廷官员都表示同一意见,或因怕开罪于人而避免表示意见,皆非国家之福。君臣当表白自己的意见,如此于人于事,方有助益。倘若帝王所赞同的群臣都说对,群臣便都成了孔子所说的乡愿,是足以招致亡国之祸的。然后他又略述在免役法方面他和司马光不同的看法。他二人是意见不同,但是尊重彼此的意见。而今司马光已去世,那群人,以为朝廷依旧继续推行他既定的政策,于是只知道顺从皇帝的意见。实际上,司马光并不希望人人都同意他的意见,他也不相信皇太后所需要的只是群臣唯唯诺诺的恭匝和卑曲酒媚的意见一致而已。他另一点异议是,从免役法所征收的三十万贯之中,拨出了西北战事所需之后,尚余半数,朝廷应当把此款项在城郊购买土地,用以安顿退役的军人,如此,可以减少服役人数的一半。此钱取之于民,当复用之于民。在这些方面,他一直坚持己见,得罪了不少人。大概在十二日,他写信给好友杨桂,在信中又非难那些人云亦云毫无主见的人,并颇以自己有真知灼见而自负。那封信上说:
  某近数章请郡未允。数日来杜门待命,期于必得耳。公必闻其略。盖为台藏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王荆公)是师;今之君子,惟温(司马温公)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致此烦言,盖始于此。无进退得丧,齐之久矣,皆不足道。
  最后,在二十三日,苏东坡奉令留任原职,在二十七日,决定把请求审问苏东坡的官员予以宽恕。
  苏东坡为小人陷害,太后支持他;政敌显然未能达成目的,也因此丢了脸面。他别无话说,只好照旧留任。他对皇太后非常感激,决定从此之后,毅然决然以更为坦诚的态度,向皇太后说别人所不敢说的话。今天在苏文忠公全集里还有很多政论文章和奏议,都是此后的两年内写的。那些奏议上都清清楚楚写着日期,看了就知道他所争持的是哪些问题。
  他所力争的第一项是“广开言路”。他若生在今天,一定会为言论自由而战,为强大有益的舆论而战。这是他再三再四提到的。他指出来,朝廷有道,皇帝一定是想办法接近每一个人。比如说,唐太宗在位时(唐太宗可以说是中国四千年来最好的皇帝),他许每一个人到宫廷进言,甚至无官无职的老百姓也在内。若有人说有话要见皇帝,宫门的守卫人员不许阻拦。苏东坡提醒皇太后,在本朝初年皇帝允许低级官吏谒见,甚至平民亦蒙接待。而今可得见到太后的人只不过十几个人,那十数人岂能尽知天下所发生的事?倘若那十数人赶巧都是庸碌之辈,或不敢把真实情形奏闻,皇太后必致相信天下百姓安乐无事。天下情形岂不糟糕!诚然,别的官员也可以上表进言,但是那些表章进了皇宫,也就石沉大海了。皇太后若不亲自召见,又怎么了解所讨论的问题?再者,还有好多事,是不能写在纸上见于文字的。有的事情有时万分复杂,一次讨论未必弄得清楚,何况只凭一道表章!在另一道奏章里他说,马生病,不能以言语表达,“人虽能言,上下隔绝,不能自诉,无异于马。”
  但是文人若不能独立思考,无批评的勇气,言论自由也终归无用。就只在这一点上,他赞美欧阳修而非难王安石,因为欧阳修激扬清议,王安石则压制清议。苏东坡极其担心当时的暮气沉沉,读书人已经忘记用头脑思索。这段时期,在他给门人张来的一封信里,他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
  在哲宗元佑元年(一0 八六),苏东坡总算把青苗贷款法完全废止。年初,四月里,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对于这种政治措施勉强改革了一些,常平仓稳定粮价办法予以恢复,而青苗贷款仍然贷于人民,只是款额则以仓谷价值的半数为限。朝廷的如此改革,原出好意。这样,禁止了官吏像以前那样进入农村,召集开会,把官款分配给农民,也禁止小吏按家去催逼捐献。在苏东坡看来,此种不彻底的措施,还难令人满意,其流弊也不减于过去。在八月初四,他又给皇帝上表,第一请求将青苗法完全废止,第二请求将赤贫百姓之欠债,包括本金利息在内,一律宽免。他又将四月份之改革措施比如偷鸡贼,此贼自称将改过向善,以后每月只限于偷鸡一只,这是引用《孟子》上的典故。他的表文里说:“臣伏见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贫,刑日益烦,盗日益炽……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娼优,或关于卖酒牌子。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增,此臣所亲见而为流涕者也。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售妻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苏东坡问,为什么皇帝竟会降尊纤贵借钱与百姓而求利息呢?他建议朝廷下令所有欠官债者分十期归还,以半年为一期,甚至盼望皇帝念及债务人已付过不少利息,慈悲为怀,凡四等以下贫民的债务,全予豁免。下个月,青苗贷款法才全予废除,但赤贫者之债务宽免之议,直到六年后,经苏东坡力请,朝廷方予接受。
  苏东坡又单枪匹马,只身独自向朝廷之***无能进军。他想从根本上改革国家的吏治。朝廷官吏皆来自科举,但是科举制度业已废弛。他有四五次身为主考官,都特别留心为国家选拔真才,有时把别的考官所弃而不取的考卷又找回重阅录取。有一次,考生在御林军例行监视之下进行考试,御林军的傲慢粗野,真使他吃惊。军士对考生呼喊,如对一群新兵。有几个考生被发现挟带作弊而驱出大殿,警卫军士大声喊叫,声势逼人。当时混乱不堪,军士之恢复秩序,犹如平定暴乱。军士的蛮横无礼,是对士子斯文的侮辱。苏东坡立刻连上二表,将两个军士斥退。
  当时最使朝廷感到困扰的,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皆然,就是冗吏充斥。读书人太多,而朝廷可给的官位太少。这是中国多年的积弊,人竟认为一个优秀的读书人必然要“学而优则仕”。这个想法如果现在还不改,全国教育普及则国家将亡。我们有多少官位供给四万万五千万人呢?倘若考试制度认真执行,而选人唯才,则合格的考生必然为数有限,而选取的人才的素质也会提高。但是在苏东坡时代,引用亲族之风已经盛行。有好多外省来京的考生,由朋友亲戚的推荐,不用在京参加考试,便可以获得官职。每次考试若选三四百人,总有八九百人不经过考试的。礼部就可以推荐免试生二三百人,其他还有由兵部和皇家关系推荐的。在春季祭天大典之时,很多读书人由皇上特恩免考,苏东坡说:“一官之阈,率四五人守之。争夺纷坛,廉耻丧尽。中才小官,阈远食贫,到官之后,求取鱼利!靡所不为,而民病矣。”他又说:“臣等伙见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县,例皆垂老,别无进望,惟务黯货以为归计。贪冒不职,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苏东坡提议废除此等免试办法,严格限制高官巨卿之子女亲戚,以及皇家所推荐之人。苏东坡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官吏之怠惰低能蒙混朝廷的情形,奏知太后。为这种情形,他向太后密奏多次。在几件大事的表章后,他又附有再启,请太后阅后自己保存,勿转交与中书省。
  比如说,西北番族人寇,几乎有中国农民一万人惨遭屠杀,当地驻军官长企图隐瞒朝廷。甚至消息传至京师之时,朝廷派一专使前往当地调查。此一专使,本着中国由来已久的“官官相护”的积习,向朝廷报告只有十个农民被杀。而特使更把灾情大事化小,先为当地驻军首长请求赦罪,然后再缓缓进行调查。两年之后,竟而毫无动静。被杀的村民,朝廷应予抚恤,结果也一无所得。在苏东坡上皇太后表中,他指出如此忽视民情,势难收揽民心。
  “官官相护”之恶习必终致“官民对立”。另外,还有广东守将童政的案件。童政剿平盗匪无功,竟尔在收复的城市里屠杀数千百姓。但是别的同僚对朝廷的报告中竟说他保卫城池有功,把他说成平贼的英雄。还有温果杀害百姓十九人,仅仅记一小过,便算了事。另外有一个小军官,打算报称杀贼立功,竟闯入民家,在青天白日之下杀害妇女五六人,带着砍下的人头回去,说是斩杀贼匪的人头。这件事实在惨无人道,遮掩不了,在朝廷派人调查时,那个军官辩称,在交战之时,他不能看清是男是女,因而误杀。这些都是当时的虐政。苏东坡对这些事,实在不能默尔而息。
  最重要的案子,惹得众怨沸腾的,就是周撞一案。对这件案子,苏东坡实在无法克制自己了。王安石的余党暂时失势,现在都在偏远的外地为官,竟想卷土重来。那些魁首如吕惠卿、李定、蔡确等人已遭罢黜,但是他们的好多朋友还都在京为官。为了试探朝廷对他们的态度,他们找了一个默默无名的书院教师周穗试上一表,表中提请将王安石的灵牌安置在太庙中神宗皇帝的神牌之下,好能共享祭祖。如果太后准其所请,那些阴谋小人就可以看做是个分明的信号,他们又可以出来公开活动了。苏东坡看出他们如此试探的企图,立即对这些唯功名利禄是求的投机分子大施挞伐。他举出他们十六个人的名字,责骂他们是“机虱”、“蝇蛆”、“佞奸小人”、“国之巨蠢”。这一次他对王安石不再婉转其词,而几乎公然以诈伪骗子称之。他向皇太后说,如果富弼、韩琦、司马光有一人尚在,这些鼠辈决不敢露面。他说,如果对这些阴谋小人不予以当头棒喝,则“惠卿、蔡确之流何忧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愁不复哉!”据他自己观察,他深信此种情形必会出现。实际上,他已萌去朝之志,他说君子如膨凤,难求而不易留养;小人则“易进如蛆蝇,腥膻所在,瞬息千万。”其理至明,人若不愿与蝇蛆为伍,只有远避。
  在两年之中,苏东坡以其强烈的名士本色,坦直无畏的言论,得罪了很多人,其中包括朔党、洛党的人物。当然他也成了王安石余党的眼中钉、肉中刺!苏东坡不去,此等人不能再起。
  看一看那些弹劾表章,倒也有趣。大概最为有趣的是苏东坡起草任用吕大防的圣旨。吕大防为王安石的政敌,此次也是受命担任要职。圣旨上赞美吕大防勇于任事,屹立不移,又说在王安石时百姓饱受压迫,人心消沉,王即去位,“民亦劳止,汇可小休。”这句话是引自诗经,人人可用,但系讽刺暴君之作。御史看到,眼睛亮起来,说苏东坡将神宗比周厉王,意在毁谤。御史们气得股战心摧,他们忠爱的先王竟为人所毁谤!
  关于苏东坡的诗,还有一件有趣的事。那是在他自南回京之前,听说朝廷已经允许他定居在常州,正在心情愉快之时。他经过扬州,在一个寺庙的墙壁上写了三首诗。三首诗若一齐看,主题为何,不会误解。其大意是他在寻找安居之地徒然无功之后,欣闻得以退休林泉以度晚年。其中第三首是: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赶巧这首诗正写在五月一日,而神宗是驾崩于三月五日,五十六天以前。由诗上看,诗人在歌颂自己的欢乐,但是,可是在国丧之间啊!他为什么高兴?“闻好语”,什么好语?显然不是什么别的事,显然是神宗驾崩的消息!多么忘恩负义的臣子!这大概是这个时期弹劾苏东坡最严重的理由,当然是很严重的控告。我想从文意上看,“好语”即是指那年丰收有望。但是苏子由为他兄长想出一个更好的辩护语。在哲宗元佑六年(一0 九一),子由为此事做证时,他说苏东坡那年三月在南都,那时一定已经听到神宗驾崩的消息,决不能五十六天之后才在扬州听见。他告诉皇太后说,“好语”指的是在苏东坡下山时,听到农人谈到英明的幼主登基,十分欢喜。这个说法明确有力。子由做证完毕,从御前退出,让别的官员去争论到底吧。
  苏东坡觉得皇太后所收到弹劾他的本章,一定比他知道的还要多,而皇太后始终是搁起来不理。他曾请求将那些本章公开,以便给他机会申辩澄清,但是皇太后不答应。苏东坡知道他的政敌是决心要推倒他,甚至他草拟惩处奸佞小人吕惠卿的圣旨时,他的政敌都认为文字里含有毁谤先王的话。他真是厌倦于驱赶那些苍蝇臭虫了。不但是苏东坡自己,连他的朋友秦观、黄庭坚、王巩、孙觉都成了被批评的目标,或直接受到弹劾,或遭到政敌以阴险卑鄙的方式抽辱污蔑。这种用阴险的谣言中伤,使人没有自卫的余地。苏东坡自己觉得仿佛正走在群蛇滋生的阴潮的山谷,他决心要逃出去。
  在哲宗元祛元年(一0 八六)十二月,敌人第一次向他发动攻击时,他就想辞职,在次年,他不断请求摆脱官位。他写的信里有两封包括他的自传资料,历叙他的官场经历,还有他因倔强任性而遭遇的很多烦恼麻烦。在元柏三年十月十七日他的一道表章里,他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事君之时,当以事国为先,欲事其国,则必保其身。”两年之内,他“四遭毁谤”,由他推荐为官之人,亦遭受无故的污蔑。他曾提醒皇太后,在前一派人当政时,他曾遭受李定的弹劾。他曾写过讽喻诗, 希望皇帝知道民间的疾苦而改变政策, 而御史却把他忠直的批评叫“毁谤”,而在控告他的文字里也有些说得“近似”真实之处。而现在则连一丝毫近似之处也没有了,像批评他用“民亦劳止”,完全捕风捉影。他对太后说:“臣以此知挺之险毒,甚于李定、舒直、何正臣……古今有言日:‘为君难,为臣不易。’臣欲依违苟且,雷同众人,则内愧本心,上负明主。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怨仇交攻,不死即废。伏望圣慈念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在此表章里,他写了四个附启,注明“贴黄”、“又贴黄”、“又又贴黄”、“又又贴黄”(表示摘要)。最后一条说,如果皇太后不以他之所奏为实,可交宰府相公开调查。如果相信他之所奏真实无误,请即密藏。他还要再上正式辞表,请求外放,那份表章,可以公开。
  表示他坚决求去的表章写于元佑六年(一0 九一)五月,那时他的杭州太守任期届满,他请求续任一期。这是具有自传性质最长的一道表章,历述所有过去他所遭遇的不幸,包括他的遭受逮捕和审讯。那些党人对他的“嫌忌”重于对子由。在陈述他的政治生涯的梗概之后,他说:“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独立不回,以犯众怒者,所从来远矣。”他怒斥周撞的信,惹恼了敌人,使他们越发痛恨,他们发狠攻击他。古谚云:“聚蚊成雷,积羽沉舟,寡不胜众也。”
  他继续写下去:
  臣岂敢以哀病之余,复犯其锋。虽自知无罪可言,而今之言者,岂问是非曲直。今余年无几,不免有远祸全身之意。再三辞逊,实非矫饰……臣若贪得患失,随世俯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巨?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日,必无安理……所以反复计虑,莫若求去。非不怀恋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余,耻复与群小计较短长曲直,为世间高人长者所笑。伏望圣慈……早除一郡。所有今未奏状,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着朝廷不以臣不才,犹欲驱使,或除一重难边郡,臣不敢辞避……惟不愿在禁近,使党人猜疑,别加阴中也。
  在苏东坡再三恳请之后,在元柏四年三月十一日,朝廷终于允其所请,任命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领军浙西。浙西太守管辖六区,包括现在的江苏在内。临行前,皇帝赐予茶叶、银盒、白马及镀金的鞍路、他的官服上的金腰带等礼品。马对他无用,他转送给穷门人李膺去卖钱。
  他启程时,老臣文彦博,年已八十三岁,但仍活跃,为他送行,劝他不要再写诗。那时苏东坡已经上马,他大笑说:“我若写诗,我知道会有好多人准备做注疏呢。”

  第二十二章 工程与赈灾

  一个人在外省为官时总比在京师为官时对国家的贡献大。 苏东坡在元佑四年(一0 八九)七月到达杭州,任浙西军区钤辖兼杭州太守,时年五十二岁。他弟弟子由已经由户部侍郎升任吏部尚书,赐翰林学士;那年冬季,子由以皇帝特使身份出使契丹,往返四个月。
  苏东坡则全心全力从事工作。秦观现在与苏东坡同住,有一年半期间,他没看见苏东坡打开书,他是用太后的恩宠,请求特别拨款,进行重要革新方案。在短短的一年半之间,他给全城实现了公共卫生方案,包括一个清洁供水系统和一座医院,他又疏浚了盐道,修建西湖,稳定了谷价,不惜与朝廷及浙西邻省官员意见相左,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只身展开救济饥谨的工作。
  太守的官衙位于杭州中心,但是苏东坡却喜欢在较为富有诗意的地方办公。他往往在葛岭下面有十三间房子的寿星院办公,因为那里风光如画。看公文不在寒碧轩,就在雨奇堂。我们记得雨奇堂是从苏东坡西湖诗“山色空漾雨亦奇”而得名的。在这里,他环以修竹,外望清溪,独自处理公文。
  有时,他办公的地方更远,是离杭州城十里或十五里以外的山里。这时,他就吩咐扛着旗伞执事的衙役走钱塘门,他自己则由一两个年老的卫士跟随,从涌金门坐船,过湖面往西,到普安寺用餐。他带几个文书到冷泉亭小坐。他处理公事,其快如风,在谈笑之间便把一天的公事办完了。事情办完,他往往和同僚畅饮一番,在红日西落之前,骑马回家。城里的人站在街道两旁,看这位不同凡响大名鼎鼎的才子。
  在大热的夏天,他总是躲在祥符寺,在好友维贤方丈的屋里睡个午觉。他抛下官帽,丢下官架子,脱下官袍,在躺椅上一伸,让仆人按摩一下两条腿。这时仆人看见他已经用最贱的头绳把头发系在头顶上了。
  苏东坡任官之时,做了些怪事:
  有一个商人因债务受审。被告是一个年轻人,苏东坡让他说明他的苦况。
  被告说:“我家开了一家扇子店。去年家父去世,留下了一些债务。今年春天天阴多雨,人都不买扇子,并不是我赖债不还。”
  苏东坡停顿一下,眼睛一亮,计上心来。他一看笔砚在桌子上,忽觉技痒。
  他对那年轻人说:“把你的扇子拿一捆来,我替你卖。”
  那人回去,转眼拿来二十把素绢团扇。苏东坡拿起桌子上的笔,开始在扇子上写草书,画几棵冬日的枯树,瘦竹岩石。大约一个钟头的工夫,把二十把四扇画完,把扇子交给年轻人说:“拿去还账吧。”
  年轻人喜出望外,想不到有这么好运气,向太守老爷千恩万谢,然后抱着扇子跑出了官厅。外边早已传开太守大人画扇子卖。他刚走出衙门,好多人围起他来,争着拿一千个钱买他一把扇子,不几分钟,扇子卖光,来晚一步的,只有徒叹奈何了。
  有一次,一个由乡间赴京都赶考的书生,因有欺诈嫌疑而被捕。那个书生带着两大件行李,上面写着交京都竹竿巷苏侍郎子由,下面署名苏东坡。分明是欺诈。
  苏东坡问他:“行李里头是什么东西?”
  书生回答说:“我实在觉得对不起大人。鄙家乡的人送了学生两百匹绸子,算是帮学生的盘费。学生知道这些绸子一路之上要由税吏抽税,等到京都,恐怕只剩了一半。学生心想最出名最慷慨的文人莫过您苏氏二昆仲,所以斗胆用您二位大人的名字。万一被捕,您会体谅下情把学生释放。学生敬求大人恕罪,下次不敢了。”
  苏东坡微微一笑,吩咐书记把行李.上的旧纸条撕去,亲自写上收信人和寄信人的姓名地址。并且给子由写了一封短信,交给那个双手颤抖的书生带去。对那个书生说:“老前辈,这次你放心吧。即便差人把你抓到皇上跟前,担保你平安无事。明年考中,别忘了我。”
  那个穷者书生不胜惊异,万分感谢。他果然考中。回家时,给东坡这位诗人写了一封信感激深恩大德。苏东坡对这件奇遇非常欢喜,请他在家盘桓了几天。
  苏东坡也做了些帮助太学生的事,老百姓因此越发喜爱他。杭州城有好些要改善的地方。太守官署的房子已经过于陈旧,军人住的营房也漏雨,军火库更是破烂不堪,城门楼上的房顶都露出一片片的天光。有好多一百多年的老房了,都是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谬时代建筑的。当年中国各地皆纷乱异常,只有吴越朝廷有道,民间太平,几代皇帝都深得民心。在宋太祖已将中国其他地方全征服,吴越的皇帝为免生民涂炭,甘愿献上降服,因此东南百姓,感恩戴德,至死不忘。以前的几任太守曾经自筑官舍,如中和堂、有美堂等新宅第,把旧房子弃置不顾。苏东坡在杭主政时期,曾有一栋坍塌,二人惨遭压毙,另一栋倒塌时,一家四口全死在其中。苏东坡又运用自己与皇太后的关系,他上表请求拨款四万贯修缮官舍、城门、城门楼、二十七座谷仓。
  杭州城有五十万人,却没有一家公立医院。杭州位于钱塘江口,海陆行旅辐臻云集,往往有病疫流行。有些药方,历经证明,确实有效,他都公布在外。苏东坡在密州为官时,曾经令人把有用的药方用大字抄写贴在市镇广场,做为官方,好使一般百姓知道。有一个特别药方,他深信有效,而且一个大钱一服。那些药方里包括好多味草药,有的是为降烧,有的为出汗,有的为开胃口,有的泻,有的补。中医深信,一个器官有病时,全身亦必有病。所以药方是用以使全身健康,并不只是只治某一病的。有一个药方叫“圣教子”,包括二十种药材,其中有高良姜、厚朴、半夏、甘草、草豆宏、木猪警、柴胡、霍香、石窟蒲等,还包括麻黄,现在已经证明是胃液分泌的强力兴奋剂。
  苏东坡对这些零星无组织的帮助病人的办法,颇不满意,他从公款里拨出两千缗,自己捐出五十两黄金,在杭州城中心众安桥,建立了一家公立医院。据我所知,这个“安乐坊”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三年之内治疗了一千个病人。主办此医院的道士,由朝廷酬以紫袍和金钱。后来,此医院迁到西湖边,改名为安济坊,苏东坡离开杭州后,还照常为人治病。
  不过苏东坡最关心的是杭州居民的用水问题,还有通过杭州城的运河淤泥。在吴越时代,沿海曾筑有长墙,防止海潮进入运河,免得海盐污染城市内的淡水。但是那道长墙如今年久失修。城内有两道运河,以南北方向穿过城市,直接在闸口连接钱塘湾。钱塘湾的水相混合,所以有好多淤泥,每四五年,运河河床就需要疏浚一次。当年没有现代的机器,由河床挖出的淤泥就堆在岸边居民住家的门前。运河长约四五里,疏浚费用很大,讨居民的厌恶,更不在话下。更坏的是交通情形,一只船要走好几天才能走出城去。船要用人和牛拉,而运河上的混乱不堪,简直难以描画。
  苏东坡向专家请教,把运河的高度测量过,拟好一项计划,以防淤泥沉淀,才能保持运河地区的清洁。这是他在杭州第一次的工程,始于十月,那是他到任后三个月,次年四月竣工。
  问题是,那两条运河需要海水才能保持运河上的交通,而海水则带进淤泥。在仔细研究之后,苏东坡确定的是:盐桥河通过市区,必须保持清洁,但海水可设法使之从别处流入茅山运河,因茅山运河是流经人口稀少的城东郊区。另在钱塘江南部建水闸,海潮高时将闸关起,潮低时再放水。两条运河在城北相会。等钱塘湾的水经过郊区的运河之后,已经流过了三四里,泥沙当然已沉淀下。盐桥河必须保持清洁,此河面比另外那条运河水面低四尺,所以郊区那条运河的水可以供给城市中的运河一部分水,那水也几乎很干净了。为保持城内运河的水位,他又在城北余杭门外开了一条新运河,与西湖相通。这样,水之供给不虞匾乏——疏浚城内盐桥河的花费与麻烦也就可以避免了。
  这套办法很有效,他使运河的水深到八尺,城中父老说,那是前所未有的。
  和运河交通同样重要的,则是供水问题。已经试用过很多方法,想把由山泉汇聚西湖的淡水引人城中。城中有六个水库,分散在各处,但是淡水干线管道常常损坏。十八年前,苏东坡做杭州通判时,他曾帮助修理输水管,但是因为西湖有一种水中植物蔓延生长,根在泥中纠缠生长,遂使湖底上升,湖水变浅。输水管既然破坏,居民只得饮用稍有咸味的水,不然就花钱买西湖的水,要一文钱买一桶。苏东坡与当时仍然健在的和尚商量(现在已经七十多岁,当年曾经监督修理那些输水管),输水管是用大竹管子做成,经时不久,苏东坡乃用坚强的胶泥烧成的陶瓦管子代替,上下用石板保护。这个计划需款甚多,因为要建筑三百码长的陶瓦管,由一个水库通到另一个水库。他又把湖水引到城南郊的另两个新水库,以供军营之用,他因身为军事统领,就派一千个兵参加此顶工程,结果工做得好,时间也快。据说,那些水库完工之后,杭州城中家家都有西湖的淡水喝。
  从六个小水库供给杭州用水的工程成功之后,苏东坡自然进而想整理一个大水库,那就是西湖。在一般人的想象里,苏东坡与今日的西湖是密不可分的。西湖使杭州有人间天堂之称,而西湖也是人工创造下美得无以复加的艺术品。虽然人将西湖发展,在四周建设,可是人知道不可超越的界限,知道不要侵犯自然。西湖是人工点缀后的自然,不是人工破坏后的自然。人类真正的智巧所创造出的,并非过度的精巧。一片仙岛,上面的垂柳映入一平如镜的水中,似乎是西湖本来所自有,是自然从湖水中生出的。长堤上的拱桥,往上看有云峰,往下看有渔船,中间一桥如虹,正相配合。柳丝浅绿鹅黄,轻拂半隐半现的石堤,而千年古塔,矗立天际,使人想起往日的高僧,往日的诗人。苏堤和西湖之与杭州,正如美女花容月貌上的双眸。我常想,倘若西湖只是空空的一片水——没有苏堤那秀美的修眉和虹彩般的仙岛,以画龙点睛增其神韵,那西湖该望之如何?几百年来中国的游客,春季到来时,向西湖蜂拥而至,度蜜月者,在湖上泛舟垂钓,或在垂杨之下的堤上散步,以消磨时光。有名的西湖十景包括东岸上的柳浪闻营;另一景是在湖上的小岛上,由苏东坡兴建的,叫“三潭印月”。的确是,湖的四周没一个角落不使游客觉得美丽出奇而感到荡气回肠的,在晴天也好,在雨中也好。两条长堤横卧湖面,是两个大诗人建筑的,白居易的白堤,苏东坡的苏堤。白堤东西方向,靠近湖的北岸;苏堤,一又三分之二里长,南北方向,靠近湖的西岸。每个堤都把湖水隔开,靠岸的一边叫里湖,堤上的拱桥下面,小舟可自里湖划到外湖。这两道堤,在苏东坡时代,是五十尺宽,栽有垂柳,环以荷花,为杭州人追欢寻乐的广阔散步场所。
  杭州的繁荣永远和供水一事有关系。杭州发展为一个城市,实自唐朝始,当时有一位大臣把西湖打开,引水供给城中的居民。在以前,只是一个小镇。苏东坡在湖上动工之前,西湖一直在日渐缩小,湖面蔓草丛生,日形繁殖。十八年之前,这些野草遮盖了十分之二三的湖面。他重回杭州之后,看见野草已经将湖面遮盖了一半,既感到意外,又觉得伤心。在唐朝白居易的时代,湖水灌溉了大部分的稻田,落一寸水足可以灌溉二十五亩田,每二十四小时,湖可以供水八百亩。白居易的工程而今全已毁坏。
  苏东坡刚一结束杭州城的输水管和六个水库工程,立即着手整理西湖。从工程方面看,只是件简单事,只在清除水草而已。这种改善工程,岂不是轻而易举吗?但是以前的主政者都没想到去做。那几个小水库完工之前,苏东坡在元佑五年(一0九O)四月,给大后上了一道表章,简述他疏浚西湖的计划和理由。在五月,他又上书给门下、尚书各省。他说若不急行设法,二十余年之后,湖面将全被野草这闭,杭州居民将必失去淡水的来源。他指出五项理由,说明必不可使此种后果出现。说也奇怪,第一个理由,竟是个佛教的理由,说鱼类必将因此遭殃,其他理由都指西湖的供水之用,如灌溉稻田、供水给运河,最后是供给好水以便造酒,此与朝廷税收有关。他提出要清理遮蔽湖面的水草两万五千方丈,或是十一方里。此项工作需要二十万天的人工,按一天人工清除一方丈左右计算,每一工五十五个钱,加上三升米,全部计划需要三万四千贯,他已然筹得一半,请太后再拨给他一万七千贯。
  此项计划蒙朝廷批准,苏东坡开始和数千工人和船夫一起活动起来,费时四个月,工程完毕。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堆积如山的水草和淤泥。苏东坡计上心来,用以建筑湖上的长堤。那时湖滨已密密的围起来,全是富户的庭园别墅。由南岸步行到北岸的人必须顺着婉蜒的湖边走大约二里之遥。一条湖上的直堤,除去可以供人步行外,也可以增加湖面的美丽,巳大为缩短往返的距离。此一道堤上有六座拱形的桥,九个亭子。苏东坡在时,其中一个亭子做为他的生词,里面供有他的画像,以便居民膜拜,纪念他对地方的德政。等势利小人吕惠卿得势之后,他设法弄到一纸朝廷命令,将此纪念亭拆毁。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湖中的恶草不再滋生。苏东坡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把沿岸部分开垦出来让农人种菱角。农人必须注意将自己地段按期除草。他向中书省上书,请求确保此项税收,必须应用在湖堤和湖的保养上。
  除去增加西湖的实用价值之外,不管是有意也罢,无意也罢,苏东坡也增加了西湖的美。但是这种德政后来也遭致政敌的攻击,说他“虐使捍江厢卒,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
  苏东坡又试验更庞大的计划,要扩展江苏的运河系统;这是苏州城外一项拖船驳运计划。还有后来他把在杭州西湖所做的工程也施之于阜阳的西湖。这些计划有些没能实现,但是附有地图的详密计划,足以证明他在工程方面的想象力。
  我们必须提到他的一项庞大工程计划,不过因为他被召还京未及实现而已。那个详密计划现今依然保存。在钱塘江入杭州湾的江口,有一个小岛,那个地方每年船毁人亡,损失惨重。钱塘江势如奔马的洪流正好与流入海湾来的海水相遇,受阻于此一小岛,遂变成了极其危险的漩涡逆流。这个“浮山岛”之得名,就因为四周沙洲时隐时现,而驾船者无从辨认水道何在。这些沙洲有的一二里长,据说一夜的工夫就会完全失踪不见。旅客乘船到杭州,这一段路最为可怕。自浙江东岸来的人,宁愿在龙山横过海湾,但是从东南地区顺钱塘江而下的人,则不得不冒险经过。有时可以看见落水的大人儿童哭喊救命,还没来得及抢救,已被洪流巨浪吞没。但是杭州江上的交通还是很重要。贫苦的西南地区人民,都以杭州以北西湖地区产的米为生,而杭州人则依赖西南地区的燃料。盐也产在杭州湾,运销西南地区。虽说水运危险,水运仍极繁忙,但运费高昂,因为水上风险大,运输行必须付给工人厚礼。这样,使国家遭受无形的损失,为数达到数百万贯之巨。
  苏东坡就想在深知钱塘江情形的人协助之下,解决这个问题。新计划是想把通往杭州的船运移到此危险地点上面的一条路。在苏东坡主持之下,拟定了一项计划,需款十五万贯、员工三千,为时两年竣工。在此计划下,要将钱塘江引入一条八里长的新水道,水的深度足可供航运,要筑石堤一条,长两里又四分之一,在山下钻隧道六百一十尺长。不幸这项计划正在拟定中,他必须离开杭州。
  同时,他也正在为另一项更迫切的问题忙得要命,那就是饥谨的威胁即将来临。他到任的那一年,就已收成不佳。米价七月间六十文一斗,到九月间涨到九十五文一斗。幸而平仓里还有存粮,他又筹划到二十万石,卖出了十八万石,才算稳住米价,在元信五年(一O九0)正月,使米价跌到七十五文一石。在那年春季多雨,看来年成有望。农人借钱施肥勤耕,满希望夏季丰收。在五月六日,杭州一带大雨滂沦,多日不止,民家积水将及一尺。农人的盼望眼看悉成泡影,随便有点儿常识之人,都能看出来,一已存粮吃光,势将挨饿。苏东坡派人到苏州常州去视察,接到的报告是该两地全境淹水。水库崩裂,部分稻田被水淹没,农人在划船抢救残存物品。抢救的潮湿稻子还可烧干,稻草用以喂牛,必须设法以济时艰,而且刻不容缓。
  虽然不需大才方可预知,苏东坡却在事前早有准备。他一向相信常平仓制度远胜过饥荒之后的救济,所以他早就不断购买谷子存满粮仓,好来应付荒年。因为霍雨连绵不绝,他越为奋战不懈。在半年之内,自七月开始,他给皇太后和朝廷上表七次,陈述实情,吁请急速设法。前两次表章叫“浙西灾伤第一状、第二状。”后面五个叫“相度准备赈济状”,七个表章合成一个情急的呼吁。他呼救不停,直到朝廷人人觉厌烦了。他那种急躁是太背乎中国人的习惯。若干朝廷的特使也在当地,人家一言不发。苏东坡喊叫什么?比平常多下了一点儿雨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是为自己挖掘政治上的坟墓吧?
  但是他深信一分预防胜过十分救济。在当地买,或是由外地进口,这样不断存粮,以防食粮短缺,并随时卖出以平定粮价,饥荒是可以防止的。把粮食向贫病与饥民施舍,永远是浪费无用,只能触到疾苦表面,根本办法则是预防。有远虑的人永远是气躁的。他指出来,在神宗熙宁八年(一0 七五),没有人事先做何防备,结果大饥荒来临。神宗皇帝须要拨出一百二十五万担食米设立粥厂救济贫民,竟有五十万穷人饿死。除去人受的灾难之外,朝廷救济、减免税款和各项岁收,一共损失了三百二十万贯。苏东坡指出,比照之下,他去年只用了六分之一的粮食就稳住粮价,防止了灾情。现在第二次饥荒会更甚于第一次,就犹如第二次发病会比第一次严重。人民少量的存粮已经逐日减少,必须立即设法。
  奇怪的是,除去苏东坡一个人外,别人都是无动于衷。他一看朝廷公报,不觉大怒。好多浙江和邻近的地方官都在春天奏报丰收有望,但无一人陈明新近的暴雨和水灾。苏东坡奏准以修缮官衙的款项购买食米,因为救饥荒第一。六个月以前,他妻请拨给五万贯购买食米,杭州当分得三分之一。朝廷是把钱拨下来,但邻省一个名叶温举的税吏,却把苏东坡应得的款额剥夺了。钱一到,人人都想分润,但是目前却无人肯陈报灾情。苏东坡在一道密奏太后的本章里曾说:“臣近者每观邸报,诸路监司多是于三四月间,先奏雨水匀调,苗稼丰茂。及至灾伤,须待饿便流亡,然后奏知。此有司之常态,古今之通患也。”他请朝廷下令调查全部灾区。倘若他的担心实属过虑,如果其他官员与他看法不同,要他们签报担保来冬不会有饥荒发生,人民不会挨饿。有一名官员名叫马碱。苏东坡屡次写信有事与他会商,因为此事须与各地区配合协调。但是此人回信说他正忙于他事,他将因公外出,冬日始可返杭。苏东坡在给他正在浙东为官的一位好友钱般的一封信里说:“虽子功旦夕到,然此事得聚议,乃济数舍之劳,譬如来一看潮,亦自佳事,试告公此意劝之,勿云仆言也。”在七月的报告中,苏东坡只请求拨米二十万石。那项计划也很简单。杭州本为产米地区,每年只须向京都缴米一百二十五万到一百五十万石,杭州仍然很殷实,能够付得出那个米额的价钱。如蒙允许保存一部分米,杭州可以改缴同值的绸缎银两。他只盼望朝廷准他们留下一部分充做皇粮的米,转到当地谷仓,也就可以了。
  同时,在七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另一次***突发。在二十四日,雨少停,但是当夜又倾盆而至。苏东坡无法入睡,次日清晨,写了“浙西灾伤第二状”。在西湖地区,灾情益形严重。皇太后会对他前一道表章立即批示吗?官差邮政制度还不坏,由杭州到京都,邮递二十天可到。八月初四,太后收到苏东坡的第一道表章,立即办理。照惯例,表章由中书省转到户部,请求在半月之内做一报告。二十天后,在八月二十五,公文到达苏东坡手中。从那份公文里看,他那第一状中催请立即处理的那段最重要部分,已遭删除了。他立刻上文户部,请求联合调查,又要求那些认为不致有饥荒出现的人,应当签署保证文件。
  由八月中旬,另一次暴雨又下个不停,情况比以前更为可怕,在九月初七,苏东坡请拨的米由二十万石提高到五十万石。这些米是预备稳定粮价的。即使朝廷每个赔十文钱或一石赔一百文钱,朝廷全部的损失也不过五万缗。他恐怕饥荒真正到来,那时朝廷即便花上十倍或二十倍的钱,还不能救那些饥民呢。这番请求蒙皇太后批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官僚总会有办法把圣旨变成一张废纸的。苏东坡还有现款在国库,问题不是何处去提款,而是何处去买米。商人都在囤积居奇,待高价而沽。在苏州,米价已经每个涨到九十五文。苏东坡说要买米,但是买不到多少。他也不过这儿买到三千斗,那儿买到三千个,如此而已。邻近地区的官员,因为价高,不愿买米。苏东坡认为官方应当到市场去,付出商人提出的价格,准备赔钱卖出。
  时间已嫌不足,再过几十天,新收的稻子也快卖光了。情况还是很坏,甚至邻近各地也是一样。苏东坡在失望之下,在九月后半月,又修一道表章,请求朝廷命官员在河南安徽买米,储存在扬州,以备在饥荒来临时发与湖泊地区的灾民。他的计划是,米要存在途中地方,万一不需要,仍可再运往京都。杭州则可以用同等值的钱货代替每年的供米。他的所请,又蒙批准,皇太后为此办法拨了一百万贯钱。东坡在第三道表章的附奏中说:“今年灾伤,实信去年。但官吏上下,皆不乐检放。只如近日秀州嘉兴县,因不受诉灾伤词状,致踏死四十余人。大率所在官吏,皆同此意。但此一处,以踏死人多,独彰露耳。”太后若信赖官吏的报告,永远不知实情。他提醒太后,前朝曾有五十万人饿死,因为有钱无米。“若来年人户原不缺食,不须如此率画,则臣不合过当张皇之罪,所不敢辞词。纵被诛谴,终贤于有灾无备,坐视人死而不能救也。”
  百万拨款的结果是这样:钱是在,但是没有买米。他的五十万石米也被人剥夺了。苏东坡和朝廷算账,官方坚称三十七万石米已经拨下来。苏东坡坚称,在三十六万石之中,元佑四年的二十万石,不应当算在元佑五年份内,而且他上表呈请时十六万石已经在官仓之内了。接到圣旨说拨款若干是一件事,能通过官僚的手脚又是一件事。他在对抗官僚的长期作战中,曾写信给好朋友孔平仲说:“呜呼!谁能稍助我者乎?”
  苏东坡的计划是在那年冬天出卖官米。果不出他所料,米价飞涨。冬季一到,他开始出卖官仓存米。但是在元佑六年(一0 九一)二月,他被调离杭州,又被召至京都充任翰林学士。他离杭州时,所做的事尚未完成,他写信给继任的林太守,请他与所有的有关官员联系,以做决定。他告诉林太守,在前一个月,他曾经请求保留朝廷的五十万石贡米,林太守应当暂时保留此米。林太守以等待前任苏太守最后上朝廷表章的批示为藉口,当然可以将解来进京一事安然拖延一段时日。那批米如不急用,到六月再送出,也不算太迟。
  苏东坡在赴京途中,顺便看看苏州及邻近各地的洪水灾区,以便与各省同僚会商办法。他发现整个地区尚淹没在水中,因为洪水尚未消退。那时正是春天,农人还希望水能及早退去,以便春耕。农田之在低处者,显然无望,在高处的农田里,他看见老翁与女人昼夜忙于往外放水,以人与天气对抗,似乎并无把握。因为雨还在继续下,刚刚淘去些水,不久水又满了。饥荒已然来临,人民开始吃稗糠,平常都是喂猪吃的,现在与芹菜或其它等青菜混合煮食。由于缺乏干柴,人民只好生食,好多人因此患肚胀。苏东坡在表章里曾说:“并是臣亲见,即非传闻。春夏之间,流殍疾疫必起。”
  苏东坡去了,饥荒来了,人民多病饿而死。真难以令人相信,苏东坡到达京都后,竟遭弹劾,说他夸大灾情,“论浙西灾伤不实。”而救百姓于饥饿竟成为政客打击他们惧怕的敌人,使之失势的题目了。就朝廷而论,京都之内自然没有饥饿问题。湖泊地区也还有半数人民尚未饿死呢。那一年,苏东坡回到京都附近的颖州,就要看到长江以北的难民,为饥饿所迫,离乡背井,跋涉五百里,到达他的治下地区,他就要看到那幅饥荒难民图了。但是元技六年(一0 九一)五谷歉收的恶果还在后面,次年的饥荒就成了大灾大难。

  第二十三章 百姓之友

  苏东坡单枪匹马只身奋斗,打算改革吏治,他算失败了。他看到一次饥荒将至,他要朝廷预做防备,在这一方面他没有成功。不过,由于他奋战不懈,对抗下两年的阴惨的鬼影,他是把老百姓从王安石新政的恶果中救了出来。据苏东坡说,几百万人民已遭毁灭,有的因欠债而关在监狱之中,有的为逃避偿还欠债的本金和利息,已经远离了故乡。朝廷有钱收入,国家却破产了。中国老百姓是朝廷常年的债务人。朝廷查封了太多的抵押品,对于远走天涯海角的逃债人,要如何收债呢?王安石已死,并且带着朝廷赐予最高的荣誉头衔埋葬了。现在留给苏东坡的是求朝廷全面宽免人民的债务,免得家家破产赤贫。死者长已矣。姑且放宽心肠,睁大好奇的眼睛,注视那群官僚大人深不可测的头脑,他们心那么冰冷,那么残忍,但又那么冷静,看他们在王安石创设的那无边旧债的荆棘地里,在玩他们狙击谋杀黎民百姓的游戏吧。
  苏东坡一回到京师,对他的欢迎,只是一连串的攻击批评之声。政局对朔党诸君子是够危险的。因为情形似乎是皇太后召他还京是要他官升宰相。他弟弟子由一直高升,到现在已是尚书右丞。尚书、中书、门下三省,是宋朝政府的三个主要部门。元佑七年(一0 九二)六月,于由又高升了,升成了门下侍郎。按当时广泛的说法,也是宰相之一。政敌的不安,自非无故。现在皇太后又召他那才气过人的兄长还朝。只为了自存也罢,苏东坡的这群政敌,非要决一死战不可了。
  贤昆件二人现在均身为高官,招人艳羡,因此人谈论很久,究竟二人谁离却京都,好使另一人免除官场的妒忌。苏东坡决心离去,但是子由认为弟弟应当让兄长。苏东坡接受了御史的一阵批评的风暴欢迎之后,越发想离开京都,乃第五次第六次恳请外放。
  苏东坡越恳求外放,他的政敌越觉得情势严重。程颐的门人贾易说苏东坡在他一千五百字请辞的表章,是向朝廷施加压力以求相位。凡是贾易认为在那篇表章中可发掘用以抵毁苏东坡的,他都用尽了。神宗驾崩后两个月,苏东坡在扬州一个寺院墙壁上写的一首奇妙的小诗,现在完全在朝廷上喧嚷出来。西湖的苏堤被指责为“于公于私,两无利益。”他被控告关于杭州灾情,他始终误报朝廷。苏东坡上一道名称甚怪的表章,名为“乞外补以回避贾易刽子”,里面说:“易等但务快其私忿,苟可以倾臣,即不顾一方生灵坠在沟壑。”这当然是在朝廷上公开的争吵。在苏东坡政敌当中,有此贾易,后来等朔党被推翻之后,贾易曾背弃朔党;另一个人,叫杨畏,绰号人称“三面杨”,因为他曾先后背叛过王安石、司马光、吕大防、范纯仁等,他心头有一连串令人眼花涂乱的鬼主意。在苏东坡这一面,有不少朋友正在当权。这次斗争成了和局,实在是不得不尔,因为双方目标一致。他的政敌志在驱逐他离开京师,而苏东坡正好别无所求,但求一走了之。不管有饥荒无饥荒,三个月后,苏东坡外放到颖州为官时,这一场政治斗争也就达到了合理的收场。
  但是苏东坡的任务尚未完成。因为元佑六年(一0 九一)又是五谷不登,饥谨灾情愈形严重。他在颖州为官八个月,又在扬州七个月。这样,他算有机会一见江北情况。在元佑六年,他在颖州之时,一次出城去,看见成群的难民从东南逃向淮河边。他陈报说老百姓开始撕下榆树皮,和马齿觅、麦茨一齐煮粥吃。流匪蜂起,他陈报抢案,也为数日多。他预测可怕之事恐怕方兴未艾。倘若真正发生,将会难民成群逃离江南。老弱倒于路旁,少壮者流为盗贼。
  在新年除夕日,苏东坡和皇族同僚赵令时登上城楼,看难民在深雪中跋涉而行。赵令时说次日天还没亮,他就被苏东坡叫醒了。
  苏东坡告诉他:“我一夜无法入睡。对那些难民我总得帮助他们一点儿才对。也许咱们能从官仓里弄点儿麦子,给他们烙点儿饼吃。内人说我们经过郑州时,傅钦之告诉我们他赈济成功的经过。我们忘记问他到底是怎么做的,所以现在我才找你问。你想到什么办法没有?”
  赵令时说:“我倒是想过。这些人只需要柴和米。官仓里现有几千石米,我们立刻就可以发,在酒务局还有很多柴——咱们可以发给这些穷人。”
  苏东坡回答说:“好,立刻就办。”
  于是立刻先救济近邻。可是邻近地区淮河以南,官家还在征米柴税呢。苏东坡立刻奏明朝廷废止此种荒唐事,而今柴米急需自由运输,以济燃眉。
  在元佑七年(一0 九二)二月,苏东坡调到扬州。他的长子迈已由朝廷任命在外地为官。他到扬州去视察安徽各地时,他随身带着两个小儿子。他让随员不要跟随,亲自到村中与村民交谈。他看见一个令人无法置信的情景。只见各处是青翠的麦田,但大多的农家则荒废无人。一年的丰收是村民最怕的事,因为县衙的衙吏和兵卒在此时来逼索以前的本金利息,并且把人带走关在监狱里。苏东坡来到了扬州,在谢恩表里他说:“丰凶皆病”。中国的农民和生意人都落入王安石新政的陷饼里了。他们只有两条路走:一是遇歉年,忍饥挨饿;一是遇丰年,锒挡入狱。
  这是王安石新政的后果。苏东坡在杭州时,除去请款、请米、预防灾荒,不断麻烦朝廷之外,还给朝廷上了一道长表章,请求宽免老百姓欠朝廷的债务。商业萧条,富户早已不复存在。朝廷命令以现款交税,货币在市面上已不易见到。国家的钱现在都集中在国库里,朝廷正用这些钱进行西北的战事。与二十年前相比,杭州的人口已减到以前的百分之四五十。朝廷也在遭受困难,正如苏东坡所指出的,酒税的收入已经从每年三十万贯减到每年二十万贯以下。国家资本派已经把小生意人消灭。使富人为穷邻居担保的办法,已经把很多富人拖累得家败人亡。意想不到的官司和纠纷,都由青苗贷款而起。有人,也许是在官员的纵容之下,用别人的名义贷了款。那些人或否认那笔贷款,或根本并无此人。而官家的档案竟是一团混乱。官家手中有千万份抵押的财产,其中有些已然由官方没收。没收的财产难道抵消得了借出的款项吗?足可以抵消本金和利息吗?利息到底怎么计算呢?更有好多人坐监,只因为,在官司纷乱当中,买了产业,不知那份财产真正的主权当属何人。每个人都欠人钱。地方法庭只忙于处理人民欠官家的债务案件,私人诉讼就搁置不闻不问了。民间贸易一向以信用为基础,现在因为人人信用不佳,生意也陷于停顿。官场的***到了令人无法置信的程度。杭州每年要向皇帝以绸缎进贡。有些质料差的绸缎往往为税吏所抛弃,他只愿全数收上品货。由于他抛弃了货色较差的,损失的钱还要补缴。当地太守要从抛弃的坏绸缎弄出钱来,于是强迫人民以好绸缎的高价钱买去那些坏绸缎。地方太守上遭上司的逼迫,下遭小吏的捉弄,那些小吏靠官方的“呆账”压榨百姓以自肥,正如同草原上的羊啃啮青草一般。
  朝廷的淡漠拖延,到了惊人程度。远在元佑五年(一0九0)五月,苏东坡曾上表朝廷,呼吁宽免百姓的官债。新当政者上台,司马光已经开始退还官家没收的人民财产。但是朝廷的原意总是被官僚们弄得面目全非。使苏东坡气愤难平的,对官方办事的程序方式之争,真是一言难尽,不须细说了。有些官僚认为,朝廷下令退还没收的产业,只限于三估以后“籍纳”的产业,并不包括官方在现场“折纳”的案件在内。两者之间是有微妙的差异的。官僚认为当年立即接受官家“折纳”的人,已经承认估价公平,不必再发还他的产业。对这种划分,苏东坡颇为愤慨,他以为不符合圣旨的本意。
  不过这只是百姓的权益被官僚骗取的一个例证而已。苏东坡把圣旨被曲解误用的事,一件件指出,都是使百姓蒙受损失的。他堂堂正正的理由是,民脂民膏已挤干,他看不出来再从无力偿还的人民身上去收二十年的老账,这样对朝廷还有什么好处。比如说,酒务方面欠债的一千四百三十三件案子之中,经过官家二十年来的催缴,尚有四百零四件是人民弃家逃走,不敢重返故久而有关钱数不过约有一万三千四百贯而已。即便情况一直不变,一直催讨,也不会收回此一笔欠债,何不立即宽免,以收民心?
  在苏东坡等了一百零八天音讯沓然之后,那年九月,他又上一本,追问以前所上的表章,有何下文?这是上太后的机密本章,太后交给了中书省,饬令速办。十二月十九日, 户部有给苏东坡的复文, 说原本章遗失,要他再上一份。元佑六年(一0 九一)一月九日,苏东坡又抄一本送至。附加注明,说二十年来商业萧条,官家只有恢复老百姓的信用和存款,税收才增收有望。这是那份呈文的结尾语。但是事过两年,朝廷仍然毫无行动。
  同时,江苏湖泊地区又逐年歉收。元佑七年(一0 九二)饥荒酿成巨灾。据苏东坡的报告,苏州,湖州(吴兴),秀州(嘉兴)地区,人民死亡半数。大批逃荒的难民渡江北来。后来虽然积水渐退,田界全失。苏东坡说:“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种无牛。潭死之余,人如鬼腊。”据苏东坡的看法,在朝廷尽量扶持之下,此一地区需要十年才能恢复。他又指出,倘若当初朝廷采取他所建议的措施,所需款项不及后来赈济所需之半数。他说:“小人浅见,只为朝廷惜钱,不为君父惜民。”呜呼,天下苍生,奈何!奈何!
  元佑七年(一 0九二)五月十六,苏东坡又再谈宽免官债一事。他在自己治下,不管别的官吏如何,他把圣旨照自己的看法解释,宽恕了圣旨所列的一切案件,情况不明的疑案,则延期一年再办,等待朝廷决定。他深信人民的信用若不恢复,情况的严重不会和缓,商业也不能复原。巨债高利则像百姓项间的石头枷锁。百姓的信用一旦毁灭,商业必然随之瘫痪。万恶必由此而生。他又上了一道长五千字的表章,细论处理呆账的办法。有些人为买公产而欠债,还有青苗贷款债,官谷债,春税和秋税债,也有入欠市易局的债,而市易局己经废止,朝廷下令分十期(半年一期)清还,有人因旧债还不出而又欠了新债。此等情况和在杭州所上表章中列举的四种债务,共达十种之多,朝廷终于先后下令部分宽免。苏东坡回顾一下全部情形,拟定了详尽的办法。最后,他说:
  臣顷知杭州,又知颖州,今知扬州。果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建。死亡半年,而欠籍不除,以至亏欠两税,走陷课利,农末皆病,公私并困。以此推之,天下率皆然矣。
  臣自颖移扬,舟过壕、寿、楚、泅等州,所至麻黄如云。臣每屏去吏卒,杀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日,犹以生。若丰年举债积欠,青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城民……
  孔子日:“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车,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
  这道表章呈上去一个月之后,他又上一道私人表章给太后,建议皇太后颁布如他所拟的如此一道圣旨:“访闻淮浙积欠最多。累岁灾伤,流浮相属。今来淮南始获一麦,浙西未保丰凶。应淮南、东西浙、京田诸般欠负,不问新旧,有旧官本,并特予权住催理一年。使久困之民,稍知之饱之乐。”随后,他又请

陆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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