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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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陶渊明

帖子  陆海明 于 周二 九月 27 2011, 15:37

陶渊明




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歌艺术的脉络重新接上,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充满生机的因素。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歌诗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又是一位创新的先锋。他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仆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一方面可以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使他们得以休息和逃避。他们对陶渊明的强烈认同感,使陶渊明成为一个永不令人生厌的话题。



第一节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与思想性格


以辞彭泽令为界的前期与后期 仕与隐的选择 贫与富的交战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 魏晋风流的代表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隆安五年(401)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诗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以谥号曰“靖节先生”。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诔文,这篇诔文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宋书》、《晋书》、《南史》都有他的传记。

陶渊明的作品,在他生前流传不广。(梁)萧统加以搜集整理,编了《陶渊明集》,并为之写序、作传。萧统所编陶集虽然已经佚失,但此后的陶集,如已佚的北齐阳休之本、北宋宋庠本、北宋僧思悦本,以及今存的一些宋代刻本:如汲古阁藏十卷本、曾集刻本,都是在此基础上重编而成的。陶渊明的作品今存诗121首,赋、文、赞、述等12篇,另有一些作品的真伪还不能肯定。

陶渊明熟谙儒家学说,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很多,仅《论语》就有37处。他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样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但不拘守儒家经典的章句,显得通脱而不拘泥。他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五柳先生传》)这与汉儒的态度很不相同。他赞扬孔子,但又有点将孔子道家化的倾向。他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诗文中有70篇用了《老》、《庄》的典故,共77处之多;魏晋玄学对他也有影响。但人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很不同。他住在庐山脚下,距离慧远的东林寺很近,他的朋友刘遗民与慧远关系密切;陶渊明的诗中偶尔也可见到类似佛教的词语,但他决非佛教徒,并且与慧远保持着距离。佛教是对人生的一种参悟,陶渊明参悟人生而与佛教暗合的情形是有的,但他是从现实的人生中寻找乐趣,不相信来世,这与佛教迥异。在不惧怕死亡这一点上,他和一些高僧虽然近似,但思想底蕴仍有很大的差异。他是抱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的态度对等死亡,与佛教之间向往极乐世界大相径庭。他所思考的都是有关宇宙、历史、人生的重大问题,如什么才是真实的?历史上的贤良为什么往往没有好的结果?人生的价值何在?怎样的生活才完美?如何对待死亡?等等。他的思想既融会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又来自个人的生活实践,具有独特的视点、方式和结论;而思考的结论又付诸实践身体力行。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咏贫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捱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第二节 陶渊明的田园诗及其他


陶诗题材的分类 中国文学的新题材:田园诗 咏怀诗与咏史诗对前 人的继承发展 行役诗中表现的苦闷 赠答诗中表现的深情

陶诗的题材主要可以分为五类: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

田园诗和山水诗往往并称,但这是两类不同的题材。田园诗会写到农村的风景,但其主体是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山水诗则主要是写自然风景,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往往和行旅联系在一起。陶渊明的诗严格地讲只有《游斜川》一首是山水诗,他写得多的是田园诗。田园诗是他为中国文学增添的一种新的题材,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并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

他的田园诗有的是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读书、或与朋友谈心,或与家人团聚,或盥濯于檐下,或采菊于东篱,以及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日见茁壮的桑麻,无不化为美妙的诗歌。如“山涤馀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时运》)。写山村的早晨,晨雾渐渐消失,南风使新苗长上了翅膀。“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写邻居和自己一起谈史论文的情形,那种真率的交往令人羡慕。再如《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守拙与适俗,园田与尘网,两相对比之下,诗人归田后感到无比愉悦。南野、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鸡鸣、狗吠,眼之所见耳之所闻无不惬意,这一切经过陶渊明点化也都诗意盎然了。“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远一近,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以动写静,简直达到了化境。

他的田园诗有的着重写躬耕的生活体验,这是其田园诗最有特点的部分,也是最为可贵的部分。《诗经》中有农事诗,那是农夫们一边劳动一边唱的歌。至于士大夫亲身参加农耕,并用诗写出农耕体验的,陶渊明是第一位。陶渊明之后的田园诗真正写自己劳动生活的也不多见。《归园田居》其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一个从仕归隐田园从事躬耕者的切实感受,带月荷锄、夕露沾衣,实景实情生动逼真。而在农耕生活的描写背后,隐然含有农耕与为官两种生活的对比,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追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写出人生的理念: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陶渊明认为,衣食是人生之道的开端,不劳动什么都谈不到。诗里写到劳动的艰辛,写到一天劳动之后回家休息时得到的快慰,都很真切。“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写出农民普遍的感受。“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写出一个从仕途归隐躬耕的士人的特殊感受。

他有些田园诗是写自己的穷困和农村的凋敝。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归园田居》其四:“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途。”通过这些诗可以隐约地看到,在战乱和灾害之中农村的面貌。

咏怀诗和咏史诗内容有相近之处,咏史也是咏怀,不过是借史实为媒介而已。他的咏怀诗有些是以组诗的形式写成的,如《饮酒》、《拟古》、《杂诗》。他的咏史诗所咏的对象偏重于古代的人物,如“三良”、“二疏”、荆轲,以及《咏贫士》所写的古代贫士;《读山海经》也可归入这一类。这些咏怀、咏史之作,明显地继承了阮籍、左思诗歌的传统,又有陶渊明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围绕着出仕与归隐这个中心,表现自己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品格。其中有对自己生平的回顾,如《饮酒》其十九;有对社会的抨击,如《饮酒》其二十。不乏惋惜也不乏激愤,如《咏荆轲》。从《杂诗》其二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忧愤是深而且广的: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这首诗写一个不眠的秋夜,用环境的清冷衬托出自己心情的孤独,又以时光的流逝引出有志未骋的悲凄,是陶渊明咏怀诗中的代表作。

陶渊明的行役诗都是他宦游期间的作品,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悲叹行役的辛苦,表达对仕宦的厌倦,反复诉说对田园的思念和归隐的决心。悲叹行役的辛苦原是此前行役诗共同的内容,后两者则是陶渊明所特有的,而且越到后来这两种情绪就越强烈。那种失去自由的无奈之感,成为这类诗的基调。试看以下例句:“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乙已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陶渊明的赠答诗颇能见其对友人的敦厚之情。赠答是古已有之的传统题材,传为苏李赠答的诗歌以叙离情见长,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以抒幽愤著名,刘桢的《赠从弟》表现了高洁的品格,嵇康的《赠秀才入军》展示了洒脱的情趣。陶渊明的赠答诗又有他自己的特点:以其真挚的感情、家常的内容、隽永的意味、既不火热也不冷淡的语调,为自己塑造了一位仁厚长者的形象。如:“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 (《停云》)“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与殷晋安别》)《答庞参军》是其赠答诗中最深沉的一首:

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物新人帷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

诗里有欢聚的回顾,有离别的伤感,也有殷勤的叮咛,语重而情深。

在以上五类题材之外,陶渊明还有一些以发挥哲理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如《形影神》、《连雨独饮》,《拟挽歌辞》也可以归入这一类。这类诗可以视为玄言诗,但与东晋流行的玄言诗有所不同,并非“柱下之旨归,漆园之义疏”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而是将生活中的体验提炼到哲学的高度。魏晋人注重门阀,陶诗中有的写到宗族关系或对儿子加以训诫,如《命子》、《责子》、《赠长沙公》等,可见陶渊明也还是重视家族的荣誉和门第的。



第三节 陶诗艺术及其渊源


自然:陶诗的总体艺术特征 日常生活的诗化 情景事理的浑融 平淡中见 警策,朴素中见绮丽 陶诗的艺术渊源

自然,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征。他作诗不存祈誉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触就诉诸笔墨,既无矫情也不矫饰。他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又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饮酒序》)由此可见他的创作态度。陶诗的声吻和节奏,舒缓而沉稳,给人以蔼如之感。陶诗多用内省式的话语,坦诚地记录了他内心细微的波澜,没有夺人的气势,没有雄辩的力量,也没有轩昂的气象,却如春雨一样慢慢地渗透到读者的心中。他的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只要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有感染力。正如宋人黄彻所说: “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溪诗话》卷五)

陶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种开创,就是将日常生活诗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重要的意义和久而弥淳的诗味。在他以前,屈原、曹操、曹植、阮籍、陆机等等都着重于关乎国家政治的题材,陶渊明着重写普普通通的生活,用家常话写家常事,写得诗意盎然。

具体地说,陶诗的艺术物色可以概括为:

一、情、景、事、理的浑融。陶渊明描写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形似,叙事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而是透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达高于世人之情,写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陶诗重在写心,写那种与景物融而为一的、对人生了悟明彻的心境。他无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什么似与不似,只是写出他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为统摄。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伴随他锄草归来的月亮,依依升起的炊烟,不嫌他门庭荒芜重返旧巢的春燕,在中夏贮满了清阴的堂前林,床上的清琴,壶中的浊酒,以及在他笔下常常出现的青松、秋菊、孤云、飞鸟,都已不是寻常的事物,它们既是客观的又是体现了诗人主观感情与个性的,既是具象的又是理念的。且看《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前四句讲了“心”与“地”也就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只要 “心远”,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受尘俗喧嚣的干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偶一举首,心与山悠然相会,自身仿佛与南山融为一体了。那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在自己心里构成一片美妙的风景,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这种心与境的瞬间感应,以及通向无限的愉悦,是不可落于言筌的。正如《古学千金谱》所说:“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诠,其谁辨之。”《拟挽歌辞》其三也是情景事理四者浑融的佳作:

荒草何莽莽,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

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这首诗先写亲友为自己送葬的情事,“荒草”、“白杨”烘托出悲凉的气氛。然后说人皆有死,谁也不能避免,而一个人的死去对活着的人来说并无太大的影响,不必过于执着。最后两句以理语作结,统摄了全诗。死亡是人的一大困惑,这个困惑被陶渊明勘破了。

陶诗中的“理”不是抽象的哲学说教,而是在生活中亲自体验到的,其中包涵着生活的情趣。陶诗表现了他对宇宙、历史和人生的认识,是探求其奥秘和意义的结晶,而这一切又是用格言一样既有情趣又有理趣的语言表现的,取得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杂诗》其一)“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杂诗》其二)“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其十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饮酒》其八)这些诗句言浅意深,富有启示性。清人潘德舆说陶渊明“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 (《养一斋诗话》),是中肯之论。

二、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前人往往用“平淡朴素”概括陶诗的风格,然而陶诗不仅仅是平淡,陶诗的好处是在平淡中见警策;陶诗不仅仅是朴素,陶诗的好处是在朴素中见绮丽。陶诗所描写的对象,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如村舍、鸡犬、豆苗、桑麻、穷巷、荆扉,而且一切如实说来,没有什么奇特之处。然而一经诗人笔触,往往出现警策。陶诗很少用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只是白描,朴朴素素。如:“种豆南山下”,“今日天气佳”,“青松在东园”, “秋菊有佳色”,“悲风爱静夜”,“春秋多佳日”,都是明白如话。然而,平淡之中可见绮丽。又如《拟古》其三: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春天来了,燕子双双回到自己的草庐。一年来自己的门庭日见荒芜,但仍然坚持着贫穷的隐居生活。有些朋友并不理解自己的态度,一再劝说出仕。可是燕子却翩翩而来,丝毫也不嫌弃它们的旧巢以及自己这个贫士。似乎燕子在问诗人:我的心是坚定的,你的心也像我一样坚定吗?这首诗好像一个美丽的童话,浅显平淡却有奇趣。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读山海经》其一)“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两个“亦”字,物我情融,耐人寻味。又如:“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归园田居》其五)一条山涧、一只鸡、一根荆薪,这些平平常常的事物一经诗人点化便有了生活情趣,显示出他对邻人的亲切,以及农村淳朴的风俗。“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平淡的十个字便写出了雪的轻柔之美。关于陶诗的这个特点,苏轼概括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十分精辟。

陶诗的语言不是未经锤炼的,只是不露痕迹,显得平淡自然。正如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例如:“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其一)“待”字、 “掷”字、“贮”字,这三个动词都是常见的,看似平淡却很精彩,不可更易。

关于陶诗的艺术渊源,锺嵘《诗品》曰:“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 其后多有反对此说的,今人则多表示赞同。从今存应璩诗以及关于应璩的传记资料看来,他与陶渊明很不一样,与其说陶诗源于应璩,不如说源于汉、魏、晋诸贤,应璩一人不足以笼罩他。如果一定要说得具体些,可以说陶诗源于《古诗》,又绍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力。魏晋诗歌在他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第四节 陶渊明的散文与辞赋


《五柳先生传》中的自我形象 《归去来兮辞》与文学中的回归主题 《桃 花源记》的理想模式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赖于他的散文和辞赋的,实不下于他的诗歌。特别是《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这三篇最见其性情和思想,也最著名。

《五柳先生传》只有一百二十多字的本文和四十多字的赞语,却为自己留下一篇神情毕现的传记。《晋书·陶潜传》曰:“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在陶渊明之前,司马迁写过《自序》,王充写过《自纪》,但那分别是《史记》和《论衡》的自序,带有自传性质而已。阮籍写过《大人先生传》,虽然借着大人先生表现了自己的志趣,但并不是自传。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取正史纪传体的形式,但不重在叙述生平事迹,而重在表现生活情趣,带有自叙情怀的特点,这种写法是陶渊明的首创。此后,王绩的《五斗先生传》、白居易的《醉吟先生传》都是深受其影响的。《五柳先生传》在一百多字的篇幅中,以极其简洁的笔墨表达了不同流俗的性格,清楚地划出一条与世俗的界限,从而塑造了一个清高洒脱、怡然自得、安贫乐道的隐士形象。五柳先生遂成为寄托中国古代士大夫理想的人物形象。

《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文中所写归途的情景,抵家后与家人团聚的情景,来年春天耕种的情景,都是想象之辞,于逼真的想象中更可看出诗人对自由的向往。文中不乏华彩的段落,跌荡的节奏,舒畅的声吻,将诗人欣喜欲狂的情状呈现于读者面前。对于后人来说,一切的回归,一切的解放,都可以借着这篇文章来抒发,因此它也就有了永恒的生命力。欧阳修说: “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虽未必是严谨的评论,但此文之高妙实在是难以伦比的。

《桃花源记》的故事和其他仙境故事有相似之处,描写了一个美好的世外仙界。不过应当强调的是,陶渊明所提供的理想模式有其特殊之处:在那里生活着的其实是普普通通的人,一群避难的人,而不是神仙,只是比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淳而已;他们的和平、宁静、幸福,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的。古代的许多仙话,描绘的是长生和财宝,桃花源里既没有长生也没有财宝,只有一片农耕的景象。陶渊明归隐之初想到的还只是个人的进退清浊,写《桃花源记》时已经不限于个人,而想到整个社会的出路和广大人民的幸福。陶渊明迈出这一步与多年的躬耕和贫困的生活体验有关。虽然桃花源只是空想,但能提出这个空想是十分可贵的。



第五节 陶渊明的典型意义


诗人陶渊明的被发现 士大夫的精神家园 不为五斗米折腰 酒与菊

陶渊明在当时只以隐士著称,他的文学创作没有得到高度的评价,这是因为他平淡自然的风格与当时崇尚的华丽文风不合。萧统是第一位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学。到了宋朝,特别是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以及汤汉对其作品的诠释,陶渊明才真正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并获得了世界的声誉。

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

由于陶渊明的吟咏,酒和菊已成为他的象征。古代文人爱酒的不少,但能识酒中之深味的,从饮酒中体悟人生真谛的,陶渊明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酒和陶渊明的生活及其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阮籍饮酒有以醉逃祸和借酒浇愁的意味,陶渊明则是追求酒所助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陶渊明写菊其实并不多,一共六处,但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两句诗太著名了,菊便成了他的化身,成了中国文学里象征着高情远致的意象。在酒和菊之外,象征陶渊明的还有 “孤云”:“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暖暖空中灭,何时见馀晖。”(《咏贫士》其一)陶渊明生前是孤独的,他的诗歌是一个孤独者的自白。他生命的光辉在他死后才逐渐放射出来,“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其二),杜甫的这两句诗用在陶渊明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陆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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