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教学参考

向下

《师说》教学参考

帖子  陆海明 于 周五 九月 23 2011, 11:58

师说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师说》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论文。据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考证,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一年,韩愈35岁,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职位不高,但是他在文坛上早已有了名望,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已经开展,他是这个运动公认的领袖。这篇文章是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写的。门第观念源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自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形成了以士族为代表的门阀制度,重门第之分,严士庶之别,士族的子弟,凭高贵的门第可以做官,他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他们尊“家法”而鄙从师。到唐代,九品中正制废除了,改以官爵的高下为区分门第的标准。这对择师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就普遍存在着从师“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心理。韩愈反对这种错误的观念,提出以“道”为师,“道”在即师在,这是有进步意义的。与韩愈同时代的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以看出《师说》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的斗争精神。



全文分4段。



第1段,提出中心论题,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非今。“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2段,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3段,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这一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



第4段,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



二、问题探究



1.对“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应作怎样的理解?



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目的就是要恢复自孟子后已“失其传”的儒家道统。正因为如此,他把“传道”视为教师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任务。“受业”“解惑”,都与此有关:“业”即“道之文”,指以“六艺经传”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而“解惑”也是为了“明道”。由此可见,“师道”是贯穿全文的主线,“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个判断就是上述内容的高度概括。



2.本文的写作特点是什么?



本文在写作上的特点是运用对比的方法,反复论证,并辅之以感叹句来加强说服力。例如第2段,首先用一个感叹句紧承前一段,转入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分析,然后从三方面作对比。先用古今对比,指出从师与不从师的两种结果;次用对自己与对儿子的要求不同来对比,指出“士大夫之族”行为的自相矛盾;最后用“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对比,批判士大夫的错误想法,指出这是“师道不复”的真正原因。从后果、行为、心理等方面逐层深入分析,笔锋犀利。几个感叹句,均有加强感染力的作用。句式也有变化,“其皆出于此乎”,是用推测语气作判断;“吾未见其明也”是用肯定语气作判断;“其可怪也欤”,是用惊诧语气作判断。“同”中有“变”,感情一层比一层强烈。







关于练习



一这篇课文论述了从师之道。看看课文的第一段是怎样逐步推出论点的,第二、三段是从什么角度论述的。



设题意图:此题意在让学生整体把握课文内容。



参考答案:



第一段开篇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紧接着正面概述教师的职能和任务是“传道、受业、解惑”;然后转而论述从师的必要性,无师不能解惑;最后正面论述择师的标准,凡先闻道者,都可为师,并归纳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第二段评述当时不从师的不良风气,从反面论证从师的必要。第三段举历史事例正面论述从师的必要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



二 课文的第二段是用对比手法来写的。说说这一段用了几组正反对比的事实论据,这样对比有怎样的论证作用。



设题意图:此题意在让学生通过了解对比论证的手法重点理解第二段的内容,第二段是教学重点,也是教学的难点。



参考答案:



这一段用了三组正反对比的事实作论据。第一组,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对比:古之圣人从师而问;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第二组,对其子于对其身对比:爱其子,择师而教;于其身,耻学于师。第三组,百工之人与士大夫对比: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群聚而笑之。在对比中得出结论:师道之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从批判反面现象中阐明论点:古之学者必有师。



三 试说说作者的观点在当时有哪些进步意义,在今天仍有什么借鉴作用。作者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试就这一观点谈谈自己的认识。



设题意图:此题意在让学生以现代观念总结作者从师为学的进步意义,并就课文第三段谈自己的认识。



参考答案:



作者概括而全面地提出教师的职责。强调学而知之,必须从师学习,能者为师,不耻下问,尊重老师,奖掖后学等思想在今天仍有借鉴作用。第三段阐述师道、师生关系,以能者为师,也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比较容易接受,实际生活中的例子也很多。







教学建议



本文是针砭时弊的作品,教师应对写作背景作简要介绍,可参考“课文分析”及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讲解。第二段是教学重点,也是难点。这一段中所谈的“耻学于师”不是一般性的问题,必须联系当时的特殊社会背景进行分析,才能较好地理解这一问题的思想意义;另外,这段文字带有作者强烈的感情,汪洋恣肆而又旗帜鲜明。可以组织学生讨论,教师给以适当点拨。







有关资料



一、作者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河阳(今河南孟县,一说今河南南阳县)人。每自称“祖籍昌黎”,故世称韩昌黎;因最后官至吏部侍郎,故又称韩吏部;卒谥“文”,故后世又称他为韩文公。在唐代中期统治阶级内部保守派与革新派的斗争中,他的政治态度比较倾向于保守。但他出身于小官吏家庭(祖父、父亲只做过长史、县令),加上“三岁而孤”,随兄嫂颠沛流离,到25岁时才登进士第,又经过许多挫折,才得到“试校书郎”这样的小官(《唐六典》卷十:“秘书省校书郎八人,正九品上。”)。其后又屡遭排挤贬斥,直到晚年才做到“吏部侍郎”(《唐六典》卷二:“吏部侍郎二人,正四品上。”)。因此,他和庶族地主阶层又有思想上和人事上的联系,为他们“鸣不平”,尖锐地揭露世族地主阶层的丑恶腐朽,有“操行坚贞,鲠言无所忌”(见《新唐书·韩愈传》)之称。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关中天旱人饥,他上书请求宽民徭役,免民租税,被贬为阳山(今广东阳山)令。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遣人自凤翔迎佛骨入宫,他又上书极谏,几乎被处死,后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安)刺史。这两件事说明他颇能关心民间疾苦,并能犯颜直谏。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散文作家和诗人,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在文学史上,“古文”的概念是由韩愈提出来的。他所谓的“古文”,是和当时流行的重词藻、轻内容的骈文相对立的,即奇句单行,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内容,取法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唐初,承六朝之弊,文风浮靡,言之无物,虽有陈子昂、李华、独孤及、肖颖士、梁肃等人反对,但效果不大。直到韩愈、柳宗元,由于在创作实践和理论上均有巨大成就,才掀起一个“古文运动”,把文章从形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种“古文运动”,实际上是以复古为解放,目的在继承古人用通俗平易的语言抒情达意的优良传统。只要看韩愈主张写文章要“唯陈言之务去”,学习古人文章要“师其意,不师其辞”,强调“文从字顺”,“词必己出”,就可见这实际上是一种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至于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内容,近代学者多加诟病,但在当时却有着“攘斥佛老”,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全国统一的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韩愈在文学上的主张和创作实践,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后世称韩、柳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他的著作收在《昌黎先生文集》里。



二、对“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的理解。



有人认为这句话反映了韩愈轻视劳动人民的阶级偏见。但有人认为不能这样看,因为这句话所在的第2段,都是贬斥上层“士大夫之族”,褒扬“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和“古之圣人”的,“君子不齿”句的主语“君子”,是指韩愈贬斥的上层“士大夫之族”,而不是韩愈自己。韩愈在文章里一再用“君子”“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古之圣人”对比,贬前者,褒后者,当然不会把自己列入所谓的君子中,所以“君子不齿”只是对耻于从师的君子的讽刺,而没有对“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轻视。



三、关于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的资料



① 孔子师郯子。《春秋左氏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杜预注:黄帝之子,己姓之祖)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杜注: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杜注:即历正之官);玄鸟氏,司分者也(杜注:玄鸟,燕也,以春分来,秋分去);……’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杜注:失官,言不修其职也),学在四夷,犹信。’”



② 孔子师苌弘、老聃。《孔子家语·观周》:“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敬叔与俱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按:孔子问礼于老聃的故事,见《史记·孔子世家》《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庄子·天运篇》)



③ 孔子师师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避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孔子师师襄的故事,又见《孔子家语》《韩诗外传》《淮南子》)



四、《师说》鉴赏(季镇淮)



韩愈作《师说》的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大致是可信的。这年韩愈35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他用古文来宣传他的主张。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这就是古文运动的内容。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的后期,是有现实的社会条件的。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的要求。韩愈的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的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的作用。就古文来说,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他不顾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的鼓励和指示。《师说》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的古文家自命。这也是他在科举和仕宦的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的时候(796—798),先教李翱学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后来逃难到徐州(799),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古文。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800—801)。向他请教的青年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他回答许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样做人,怎样作文。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养的表现,做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的。他进了国子监后,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他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他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的青年担忧。《师说》的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1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的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第2段),他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就是他们的不明。又有一种现象,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的师。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的论点,即能者为师。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师是“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道统”思想矛盾的。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选自《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陆海明
Admin

帖子数 : 262
注册日期 : 11-09-23

查阅用户资料 http://hnyqxyw.forumotion.com

返回页首 向下

返回页首


 
您在这个论坛的权限:
不能在这个论坛回复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