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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的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
陆海明 周日 十一月 06 2011, 19:23
一位艺术家的伟大，在于他独特的创造和天才的发现，使自己的作品无论在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方面都完全不同于“这个”或“那个”。美国现代大作家海明威（ErnestHemingWay，１８９９—１９６１）正是这样一位伟大而卓越的艺术家，他根据著名的“冰山原则”所创造出来的一系列作品，彻底地摒弃了旧的传统小说之模式，对题材、人物、文体风格和结构形式，毫无宽容地排斥仿造。那自成一体的简约、洗炼、耐人寻味的艺术风格，在大西洋两岸曾经拥有大批追随者和模仿者，在欧美文坛上的影响至今不衰。那些以大无畏的精神直面人生悲剧的故事，为一代又一代人反复阅读。创作实践告诉我们，艺术家一旦因某种刺激模式的诱发，点燃生活积累的“柴草”，萌发出不可遏止的创作冲动。就会造成心理上的驱力和张力，推动他们进入构思过程。任何人都不会否认，海明威的小说读来有一种自然感人的力量，只要细加分析就会发现，那散乱而又貌似粗硬枯燥的文风外壳下，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情绪主线，正是这一主线将生活的断面串联起来并形成了一组组生活流，倾诉着作者关于人生的话。
一
海明威曾把文学创作比喻成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看得见的只是露在水面上的八分之一，而隐藏在水下的则是八分之七。这象征着作家在创作实践上对形式美的追求，也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创作个性。他在浩瀚的生活海洋中选取、提炼最富有特征的事件和细节，将自身主观的态度和感情隐蔽起来，以简洁凝炼的笔法，客观而精确地勾勒出一幅幅富有实感的生活画面。这些用文学直接表现出来的生活画面，是作品看得见的“八分之一”，犹如裸露在水面上的轮廓清晰、晶莹透明的冰山一样，鲜明突出，生动逼真。给读者造成一种意境，唤起他的想象力去开发隐藏在水下的“八分之七”，使他在强烈的感受中对现实生活作出自己的结论。通观海明威的小说，几乎觉察不到作家本人的存在。他认为，让读者感觉的东西应该比让读者理解的东西多些。作家应从两个方面把握读者，一是读者对感情暗示的感觉，二是读者对该作品的想象力和同情心程度。因此，海明威从不企图在作品中说明自己的倾向性。他的一个早期短篇《雨中的猫》（A Cat in the Rain）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危机。一对在意大利旅行的美国青年夫妻，雨天里在旅馆外面的一张桌子底下发现了一只避雨的猫。妻子由此想到，要有一只小猫抱在怀里，抚摸着它，听着那咪咪的叫声该有多好。于是她要到外面去抓那只猫。不料猫却跑了。她回到房间，从镜子里看到自己那剪得短短的像似男孩的头发，突生厌恶之感。她“想要坐在自己家里吃饭；用自己家的刀叉；想点燃蜡烛；想要春天到来，想要站在镜子前梳头；想要一只猫；想得到一件新衣服……”，她究竟追求什么？自己也说不清。这里通篇无一处提到主人公的精神状态，作者仅仅抓住了她那几个似乎毫无意义的下意识支配的行动，就使她那苦闷无聊的情绪跃然纸上：她在国内深感精神抑郁，企图在外出旅行中排遣这种痛苦，但旅行的结果仍使她感到无聊无望。
短篇小说《世上之光》（The Light of the World）中那隐而未现的蕴意也十分明晰。小说叙述的是尼克和朋友汤姆在火车站候车时的见闻。当时与他们一同等车的还有五个妓女和一个同性恋的厨子。攀谈中，厨子无意说起他打算去凯迪拉克。由于这地名的缘由，他们又联想到了著名的拳击家史蒂夫·凯切尔。不料这一名字随即勾起了其中两位妓女的心事。她们俩都自称是史蒂夫·凯切尔唯一的情人，于是便起了一场激烈的舌战。两人争风吃醋，互不相让，嚎啕痛哭，都想通过自己真情实感的宣泄去赢得拳击家的归属权。这篇小说犹如一则哑谜，读者难以一下子把握其中的蕴意，也无法判定作者的真实意图。故事中的厨子这一似乎是无足轻重的角色往往会被读者忽略，几句短短的插话犹如舞台上一两下短促的锣声，稍纵即逝，毫不引人注意。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他知晓内情，比其余的人物更清楚个中的荒唐。正是他的问话，才推波助澜，使故事步步发展，把金发妓女的叙述逐渐导向谬误的死角。整个过程中，尼克一直在以冷静的目光观察着一切，而其内心的想法全部省略不提，隐约间，作者才通过他略微吐露一点消息。临结束时，尼克对艾丽丝的印象显然发生了变化，由一开始的惊愕和厌恶转变成了喜爱。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初涉世界的尼克了解其中的隐秘？会不会他像厨子一样看出了其中的破绽，看出了艾丽丝和金发妓女争风吃醋的真正原因，继而对艾丽丝寄予同情并由此产生好感呢？这里，海明威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揣摩和思考的空间，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他创作中的特色：蕴藉含蓄。只要细细地琢磨、思考，主题是明晰不过的：故事中的妓女强颜欢笑，逢场作戏，谁能窥透她们心中的酸楚和难言的怨哀？只有一点是可信的：她们忆及当年如花似玉的光景，想到韶华飞逝，光阴不复，终而引发出了涟涟的泪水；她们渴望光明，并时刻在寻求精神上的庇护和心灵上的慰藉。
含蓄与明晰，是海明威艺术追求上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为了取得含蓄的艺术效果，关键在于使“露出水面的部分”坚实牢固，也就是要使作品的画面鲜明突出、生动逼真，有实感。画面模糊，会使思想感情晦涩，令人难以捉摸；画面单薄，会造成思想感情浅露，使人没有回味的余地，引不起联想。因此，海明威曾特别强调：“作家写得真实，读者才能强烈感受到他省略掉的东西，犹如他说出了一般。”
二
大于题材内涵的潜在主题及灵魂大于躯壳的人物形象，使海明威的作品在叙述风格上令人耳目一新。他擅长于用极其精炼的语言去清新、自然地塑造人物形象，并通过着墨不多的写景，情景交融地烘托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在海明威笔下的一页页画卷上，往往见不到浓墨重彩，也较少有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而是素描式地把生活在狭隘小天地里的孤独人物勾画出来，使他们具体、生动地跃然纸上。短篇小说《桥畔的老人》（Old Man at the Bridge）用白描的手法，通过朴实无华的文字和淡淡的写景，烘托出了一个孤身老头在战火纷飞、人们竞相逃命时所特有的内心世界，从而揭示了战争的罪恶。故事一开始，映入读者眼帘的是一幅逼真而又生动的画面：在车水人流争相渡河的画面底色中，一个满身尘土、波惫不堪的老人，孤零零地坐在桥畔的路旁。当一个在桥头负责侦察敌情的士兵走上前去，问他是从哪里来的时候，老人布满愁容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这“一丝笑容”反映了老人内心对故乡的感情。尽管战祸临头，但一提及自己的故乡，他由衷地流露了笑意，这“一丝笑容”实际上也道出了千千万万战时的人们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小说通过士兵与老人短短的十多句日常对话，将老人的内心世界揭示了出来。原来这个七十六岁的老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平时，他所饲养的一只猫、两只山羊和四对鸽子是他相依为命的伴侣，也是他整个心灵的寄托。眼下，纷飞的战火逼得他弃家外逃，而此时此刻盘踞他全部心灵的，依然还是这些曾与他朝夕相守的禽畜，他既为自己被迫和它们分离而极度内疚，更为它们可能将会遭到的不幸结局而忧心忡忡。乃至到故事接近尾声时，在曾经是车水人流的浮桥上，在阴霾密布、云幕低垂、一片灰暗的画面底色之中，这位满身尘土的老人瘫倒在桥畔的路旁，嘴里还依然在唠叨着“我一直就是照看家畜的”。至此，《桥畔的老人》这部小说的全部内涵都由景被最终盘托了出来。
我们知道，海明威的作品之所以能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不衰的一席之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对语言驾驭熟谙自如，懂得“如何以最简单的词句来表达最复杂的思想，如何使语言朴实无华”。他的一部不过三千余字的小说《十个印第安人》（Ten Indians），描写的只是一个小小的生活片断，然而，海明威却使这一普通的生活片断潜藏了丰富的容量，让它浓缩地体现了尼克从少年向青年过渡的整个时期的心理活动。小说以“十个印第安人”为标题，并且一开头就把焦距对准九个醉倒在路上的印第安人。惜墨如金的海明威描写了乔·加纳把醉倒在地的印第安人拖到路旁的细节，记录了尼克与加纳一家关于这些印第安人的谈话，总共不过四百来字。这些描写和谈话，简约地显现了印第安人的生活习惯与风俗，可见在小说开头，那九个印第安人是被突摆在主要位置上的。然而，随着加纳马车的行进，他们便很快被遗留在原处，再也没有被提到过。作家为何对这九个印第安人作如此的艺术处理？展示尼克少年时代的社会生活环境，是描写尼克成长的重要环节。可海明威对于“冰山原则”的艺术追求，使他不愿为正面讲述这一环节花费笔墨。精选存在于尼克周围的一般人并采用特写镜头式的艺术手段突现他们，以强化读者对于尼克生存环境的感知，是作家艺术处理这一环节的决窍。对九个印第安人的强化使读者注意到：密执安州北部的彼托斯基城郊外，是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杂居之地，在那里，白人与印第安人相处较好，印第安人能自由地遵循他们的文化习俗生活。尼克的家就座落在郊外的一幢夏季别墅里，他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无疑，印第安人及其文化对他曾产生过相当的影响。然而，展示尼克成长的社会生活环境，并非这部小说的主旨，过多地描写印第安人，势必产生喧宾夺主的作用，掩盖小说对于尼克心理层次的揭示。故那九个印第安人完成了他们存在于作品中的任务后，作家便让他们迅速在作品中“淡化”了。
《十个印第安人》之所以具有厚实的容量，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海明威善于辩证地运用“强化”与“淡化”相结合的艺术手段，赋予一个极小的时间和空间以丰富的容量，竟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展示了诸如性心理、自我意识这样的重要心理层次，反映了诸如社会生活环境、家庭环境这样纷繁的历史背景，实不多见。这正如英国文学评论家赫·欧·贝茨所说的那样：“海明威所孜孜以求的，是眼睛和对象之间、对象和读者之间直接相通，产生光鲜如画的感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他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他删去了解释、探讨，甚至于议论；砍掉了一切花花绿绿的比喻；清除了古老神圣、毫无生气的文章俗套；直到最后，通过疏疏落落、经受了锤炼的文字，眼前才豁然开朗，能有所见。”
三
研究海明威小说语言风格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小说中的对话。海明威的对话成为美国几代作家模仿的榜样，影响深远。他写出了绝对“风格化了的口语”，并使其具有持久的真实美。他不但追求对话的语调、语气、用词等方面的真实，而且追求对话人的感情、态度、性格等内在的真实。
海明威的小说对话单刀直入却寓意深邃，虽有较强的跳跃性且相互之间似无明确紧密的联系，但读者却可感受到对话内在的、强烈的、迅速过渡的感情与思想产生的凝聚力量。这种对话写作风格收到的效果相当惊人，它常常连说话人的手势、动作、表情，甚至说话时的环境和气氛都不重视，它留给读者充分的自由想象的空间。小说《白象似的群山》（Hills Like Elephants）是海明威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该故事讲述了一个姑娘在一个男人的陪同下去马德里做一次违章手术。他俩于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在一个小车站候车，一边慢慢地喝着啤酒，一边漫无边际地谈着话。在这篇小说中，读者根本看不到作者的踪迹，只有西班牙某个小车站的一个场景。男主人公叫什么？多大年龄？是何社会职业？住所哪里？面临着这次手术那姑娘究竟在想些什么？她为什么要说群山看上去像一群白象，接着又说不像？她为什么要反复询问那男人对这次手术的态度？她又为什么要恳求那男人保持沉默？……对这些，海明威完全可以作一番详细的解释，可他却不愿意让读者感到自己的存在。这在读者于小说表层里找不到海明威的同时，他们感到这个故事背后的确隐藏着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本来可以舒舒服服享受生活的一切。”她说。
“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不，我们不能。”
“我们可以拥有整个世界。”
“不，我们不能。”
“我们可以到处去逛逛。”
“不，我们不能，这世界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了。”
“是我们的。”
“不，不是。一旦他们把它拿走了，你便永远失去它了……”
这部仅四千余字的短篇，除开头一段简明如画的景色描写外，几乎通篇皆为对话。这种做法一反欧美传统小说的惯常模式。按照行文习惯，人物说话得具备作家所赋予的各种情绪、神态。因此，在对话之前往往加上一串长长的状语修饰成份。可海明威却一字不着。他这样做的用意十分明显，是为了让读者更注意对白内容的本身。至此，那位将要做人流的女子的内心恐惧、不安、恼怒与烦躁，都是在她的言语中让我们体味出来的，而不是作家额外地给我们点出来的。
海明威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写成的短篇小说《杀人者》（The Killers），被美国评论界称之为短篇的经典。该篇小说的主题是揭露美国社会的黑暗，但作者并不以情节或人物性格的典型化以及它们发展的逻辑去揭示、深化这个主题，而是客观地、“照相式”地描写一件十分普通的事件的前后经过。作者绝不对情节和人物发表主观议论，甚至避免使用带感情色彩的形容词。遵循冰山原理，《杀人者》把大量情节隐匿于水下，个中的每一处细节都可以引导读者进入另一个广阔而又丰富的世界。以下是该篇的结尾：
“我要离开这个城镇。”尼克说。
“行。”乔治说。“走了也好。”
“他明明知道有人要杀他，却还呆在家里等死，想起来真受不了。真他妈的太可怕了。”
“得了吧，”乔治说，“你干脆别去想它。”
这几句对话似乎语不惊人，因此易被人忽略。然而这却是全篇的点睛之笔。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这一对话深入到水面之下：尼克为什么急转直下对暴力产生了如此过敏的反应？乔治为什么能处之泰然？造成他俩不同反应的原因是什么？接着再回过头去重新审察前面的各个细节，寻找这些细节之间的相互联系，那么就会发现，作者是在向读者阐述一个重大而又严肃的社会问题。这种写法不仅具有柳暗花明的艺术效果，而且可以使有限的篇幅包含想象不尽的深广内容。
在《尼克故事集》（The Nick Adams Stories）中，许多篇的对话都有其特殊的妙用。《印第安人营地》（Indian Camp）中，医生自夸手术成功，与产妇丈夫因害怕而自杀形成对照，乔治反讽式的恭维又起了“旁观者清”的作用，结果医生的自夸反倒成了“当事者浑”的戏剧性的自我暴露。《十个印第安人》中，醉倒在公路上的印第安人只有九个，第十个是谁呢？原来是尼克的女友。她是怎么倒在地上的呢？尼克父亲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她跟弗兰克·瓦思本在树林里，被我偶然遇上的。他们在一块儿好久了。”尼克追问：“他们快活吗？”父亲回答：“我想是快活的。”于是尼克想“我的心碎了。”这里，对话起了许多文字才能叙述清楚的人物的顿悟。《拳击者》（The Battler）中疯人的对话和《三天大风》（Three-Day Blow）中醉酒者的对话，让我们看见了他们发病、微醉时的神态。《世上之光》中，妓女间的争执透露出了畸零人崇拜名流那种真诚背后的辛酸。
人物的内心独白也是人物自我表现的一种方式。海明威在揭示人物内心活动时从不直接出面进行冗长的心理分析，而采用内心独白，让人物进行自我“表露”。他作品中人物的内心独白之多，有时使人感到腻味单调，但许多精彩的独白却诗意盎然，蕴涵着深刻的哲理，起着加强作品的潜在主题和人物形象的作用。小说《一个洁净而又明亮的地方》（A Clean,Well-Lighted Place）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班牙为背景，通过酒吧间两位侍者的谈话以及他们对待一位年老顾客的不同态度，表现了战后西方人中普遍存在的孤独感和绝望情绪。非正义的战争粉碎了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念，也粉碎了他们的梦想和信仰，许多人对生活持虚无主义的态度。故事中最精彩的一段是年长侍者的独白：我们在乌有上的乌有；愿人都禀你的名为乌有；愿你的国度乌有；愿你的旨意乌有，如同乌有在乌有上……万福乌有，乌有无量，乌有与汝同在。“Huailnothing,full ofnothing,nothing is with thee.”这是年长的侍者在背诵祈祷词。海明威的原文中用nothing和西班牙语中意义相近的nada取代了祈祷词中许多重要的词语。该内心独白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绝望到了连上帝都不信仰的程度。
评论家一致赞扬海明威善用口语和人物的内心独白，将生活源源本本地传达给了读者。这样的创作所走的是一条大众化同时又化大众的道路。像那么地省字惜句、叙述精确却又充满深刻底蕴的艺术语言，在海明威的作品中俯拾皆是“冬季一开始，雨便下个不停，而霍乱也跟着来了。不过当局设法防止，所以到末了军队里只死了七千人。”（《永别了，武器》第一章最后一段）
如此平静的叙述一场大瘟疫，但在读者心中却能引起震惊，一种难灾感不禁涌上心头。
“唉，杰克，”勃莱特说：“我们要能在一起该多好。”
……
“是啊。”我说，“这么想想不也很好吗？”（《太阳照常升起》最后两句）
这最后的一句用的是表示与事实相反的虚拟语气。“我”是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受伤而失去性功能的美国青年。他热恋着勃莱特·阿施利夫人，但负伤造成的残疾使他对性爱可望而不可即。对此，他嗜酒如命，企图在酒精的麻醉中忘却精神的痛苦。海明威并没有用多少笔墨去描写他的心理，铺陈他如何苦闷等等。但上述两句简短的对话却道出了这对相爱又不能结合的男女的不幸，道出了“我”的无可奈何。
综观海明威短篇故事中的人物形象，第一个印象是它们的具体、坚实、清晰。但其内涵，即那个“八分之七”，又是那么不具体、不固定、不清晰。新颖含蓄的人物对话与内心独白，赋予了作品不衰的生命力。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具体与含混之间，存在一个美学问题，值得小说美学家们去深入探究。
四
象征性和饱含寓意是海明威冰山原则的又一个方面。象征的基本含义是用某种知觉或想象的图象标志来暗示某种不可见的意蕴。它可通过意象来诱发欣赏者的经验和情感的表现，以使文学作品产生强盛的生命力和永久的艺术魅力。深晓此道的海明威运用象征、寓意的手法，将抽象的思想变成具体的物象，再让读者从具体物象激发经验想象和情感的表现，去挖掘其中的意蕴，藉此更妙地体现他冰山原则“八分之一”与“八分之七”的关系。
小说《一天的等待》（A Day's Wait）叙述了由于父子两人的隔阂而引起的一场误会，使得孩子把普通的流感病当作死亡来临前的痛苦等待，表现了两代人思想的隔膜与彼此间不能互相了解的隐痛。题材虽小，主题深远；落笔不多，含意隽永。那通俗浅显的家常口语，就似生活中原有的那样自然真实。该故事中插进一段父亲外出打猎的场景，正是作者运用对于自然的描写来象征人物的心理和命运。主人公从一个平静的生活场所一下子进入了冰天雪地之中，在奇丽的自然风光中漫游，恰似异军突起，给人突兀、跳跃之感，似乎与全文风格不很协调，然而这里却蕴握着作者的相当深意。冰封雪冻的日子，主人公却追随在那一片纯洁无垠的自由天地间，一声枪响，打破了大自然的岑寂，宣告了只有人类才是这一切的主宰。雄浑昂扬的风格，高雅别致的情趣，让读者于隐约间看到了父子之间在性格上的共通之处：坚定，豪放，沉着，勇敢。父亲是作为一个征服自然的狩猎英雄出现在读者面前的，那冰雪、荒草、土坡，鹌鹑都是他征服的对象。而孩子也自然地接受了父亲的教育和陶冶，他也要成为堂堂的男子汉。至此，海明威笔下的两大主题“孤独和死亡”在作品中都涉及到了，尤其是死亡的阴影自始至终笼罩全篇。从孩子面对死亡的不屈态度中，我们看到了作者本人对于死亡的理想风度：人类是万物之主宰，人虽不能避免死亡，但也不应该畏惧死亡。海明威的精神主旋律对人生具有重要的价值，因为它给空洞的生活带来了意义，给无价值的生存赋予了本质。
１９３７年，海明威曾在《老爷》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古巴渔夫的通讯。１９５２年，他根据这个素材写了中篇小说《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the Sed）并产生了“轰动效应”。１９５４年又因这一作品在文学上的成就而荣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宝座。海明威在这一小说的创作中自觉地摈弃了对社会生活的描写，以一系列象征、充满寓意的表现手法，通过对主人公三天三夜的海上捕鱼活动的描写，生动而又自然地塑造了一个富有寓意的概括性的艺术形象，使这部作品成了一部具有寓言性质的散文体哲理叙事诗。老人山蒂埃戈在精神上始终没有被击败。小说一开头就写道：“他的一切全是老的，除了他的眼睛。眼睛跟海一个颜色，很愉快，没有战败过。”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老人的那双眼睛跟那象征着厄运的破帆相对照，揭示出了他绝不向命运屈服的性格特征。在故事情节发展中，山蒂埃戈犹如童话中的人物与动物交往一样，把鸟儿、大鱼等动物当成懂得人情世故的有理性的生物看待，不断同它们谈心，“争论”，向它们倾吐自己的情感和心声。他对鱼的讲话庄严、刚毅，表现出内心的自豪感及坚强的毅力；他对鸟儿说的话则比较柔和，表现出他那由于孤独而产生的痛苦以及寻求支援的心情。作品中多次提到老人梦见狮子。狮子是力的表现，是强者的象征。一再梦见狮子，正象征着老人对力的追求和对强者的向往。海明威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体现了自身的人生哲学与道德理想，即人类不向命运低头，永不服输的斗士精神和积极向上的乐观人生态度。虽然老渔夫与大鱼搏斗的结局是拖回了一副骨架，但他在精神上却始终是个胜利者。“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一个人，可就是打不垮他。”海明威笔下的主人公尽管是悲剧性的，但正如尼采所说：“既然人生是一场悲剧，那么就让我们把这场悲剧表演得轰轰烈烈、威武壮观吧。”这些人物有着尼采“超人”的品质，泰然自若地接受失败，沉着地再次奋斗，至死方休。这种于深沉、迷惘而又巨大悲哀中的追求，是一种面对死亡和失败的顽强而又执着的拼搏。
曾被海明威称为“我所尊重的唯一的批评家”贝瑞孙，在评论标志着海明威最高成就的《老人与海》时说：“《老人与海》是一首田园乐曲，不是拜伦式的，不是麦尔维尔式的，好比荷马的手笔，行文既沉着又激动人心。海明威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任何一部真正的艺术品都散发出象征和寓意，这一部短小但并不渺小的杰作亦是如此。”作品中的山蒂埃戈实际上代表着整个人类，大海象征着变幻无常的社会生活，马林鱼象征着人类的理想，而鲨鱼则象征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因此，老人与大海之间、老人与鲨鱼之间的激烈搏斗，便成了人与世界、生与死的搏斗。海明威以这种富有寓意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前景的看法。故事中的曼诺林准备充当老人的助手，再次出海，这象征着人类的才智和精神力量将一代代地传下去，预示着人类未来的胜利。
在人类社会遭到史无前例的摧残之后，把“硬汉气概”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与邪恶势力相抗衡是海明威小说主人公的重要特征。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The Snows of Kilimanjaro）中，腿部受伤不得医治的哈里，在荒野上一步步地迈向死亡。“死自有一种美，一种安静，一种不会使我惧怕的变形”，“那非洲最高的一座山——乞力马扎罗山上的皑皑白雪，以及僵立在雪峰上的豹子”，便是这种感受的象征。面对死亡紧逼的胁迫，哈里的心里由厌恶、恐惧逐渐转变成为理解、坦然，最后发展到超脱、神往。于是在前方，极目所见，他看到，像整个世界那样宽广无限，在阳光下显得那么高耸、宏大，且白得令人难以置信，那是乞力马扎罗的方形的山。他最终明白了，“那儿就是他现在要飞去的地方”。就这样，海明威将作品的整体寓意包容在了象征性意象之中，并由此而获得了湛美的艺术效果。
在资本主义垄断时代曾亲身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身上有过２００多块弹片并绝无仅有地读到过自己讣告的海明威，对生命与死亡自有他独特的感受。运用象征和寓意的手法，海明威在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Bell Tolls）中满怀真情地写道：“生命是山坡上微风吹拂中起伏的田野。生命是一只翱翔在空际的雄鹰。生命是胯下的骏马，是横在马鞍上的卡宾枪，是山岗，是河谷，是河流，是岸边的树林，是远方的原野，是身后的山峦。”生命无处不在，是永恒的。正义的事业像生命一样永存。作者通过主人公乔丹为炸毁一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铁桥，在敌后一小股游击队里三天三夜的活动，歌颂了西班牙人民和反法西斯战士的英勇献身精神。
海明威的创作始于本世纪２０年代。这是一个许多现代主义流派纷呈文坛的时代，其中有不少从思想和艺术方面给了海明威以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在前辈作家的指点下，海明威广泛吸收传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的丰富营养，同时兼采现代主义各家之长，并勇于创新，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
今天，海明威继续受到世界的青睐，包括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和沉重历史负荷的东方古国，这个２０世纪４０年代遭外敌侵略时他曾用作品和报导予以同情和支持的国度。海明威的确是个成功者，他给人们***了一个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永恒的艺术世界。他的作品穿越不同民族、国家和制度的屏障，在整个世界的空间流传，海明威的名字逾越了死亡的威胁，在时间的长河中获得了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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