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的一代

迷惘的一代（TheLostGeneration）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一个文学流派。20年代初，侨居巴黎的美国女作家格·斯泰因对海明威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把这句话作为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的题词，“迷惘的一代”从此成为这批虽无纲领和组织但有相同的创作倾向的作家的称谓。所谓“迷惘”，是指他们共有的彷徨和失望情绪。“迷惘的一代”尽管是一个短暂的潮流，但它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确定了的。

背景

他们曾怀着民主的理想奔赴欧洲战场，目睹人类空前的大屠杀，经历种种苦难，深受“民主”、“光荣”、“牺牲”口号的欺骗，对社会、人生大感失望，故通过创作小说描述战争对他们的残害，表现出一种迷惘、彷徨和失望的情绪。这一流派也包括没有参加过战争但对前途感到迷惘和迟疑的20年代作家，如菲兹杰拉德、艾略特和沃尔夫(1900～1938)等。特别是菲兹杰拉德，对战争所暴露的资产阶级精神危机深有感触，通过对他所熟悉的上层社会的描写，表明昔日的梦想成了泡影，“美国梦”根本不存在，他的人物历经了觉醒和破灭感中的坎坷与痛苦。沃尔夫的作品以一个美国青年的经历贯穿始终，体现了在探索人生的过程中的激动和失望，是一种孤独者的迷惘。迷惘的一代作家在艺术上各有特点，他们的主要成就闪烁于20年代，之后便分道扬镳了。

特点

首先是语言上的简约主义和口语化倾向。“迷惘的一代”在战争期间深受战争宣传的欺骗之苦，对所有崇高的字眼都弃之如敝屣：“什么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泛的字眼儿，我一听就害臊……我可没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光荣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不同的是肉拿来埋掉罢了。”所以他们在文学创作时推崇文字上的简约主义。海明威更是把这种简约风格推到了极致。他采用电报式的语言，通过简约的对话和细节，用含蓄的、间接的手法暗示人物内心的戏剧性变化，而不是像传统的作法那样通过描述来铺陈人物内心。结尾也常常是戛然而止，绝不拖泥带水，也不煽情作秀，即所谓的“零度结尾”，反而赋予了作品更为震撼人心的力量。海明威因为精通叙事艺术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冰山原则”就是他现代叙事艺术的集中体现，作家只写露在水面上的八分之一，其余的八分之七仅通过暗示留给读者去补白。这种创作原则极大地影响了他同时代及后辈作家的创作倾向。口语化成为一代人散文风格的普遍特色。埃德蒙·威尔逊甚至在他的文学评论中也摒弃学究字眼，选用口语词汇。亨利·米勒在《北回归线》(一九三四)中把这种倾向推到极端，成为用粗鄙的语言来表现道德冷漠和感觉精微的迷惘特征，结果被萧伯纳骂作是“为下流而下流”(dirt for dirt’s sake)，难登大雅之堂。
“迷惘的一代”创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形式上勇于创新。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文坛正是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交汇的时期。这些青年作家们融合了战后对传统的反叛精神，吸收了各流派的艺术成就，并各自创造出自己的风格特色：菲茨杰拉德浪漫精巧、海明威朴素遒劲、多斯·帕索斯宏观大气。在法国的流放生涯让他们充分养成了对形式实验和福楼拜的兴趣。他们学习福楼拜客观冷静、无动于衷的叙述态度，学他的作者隐退的叙述技巧，学他的简练风格和反复修改的写作精神。他们感到传统的文学叙述手法已无法表达现代工业社会的种种特征，于是转向意识流、象征、电影“蒙太奇”，有限人物视角、多重视角等创作手法。多斯·帕索斯是形式试验的大师，他在小说领域中开拓性的技巧试验也许比他小说本身的价值更令人瞩目。他第一部令人难忘的试验小说《曼哈顿中转站》(一九二五) 交叉运用了印象主义、表现主义、蒙太奇和新闻报道等多种艺术手法。各种社会镜头和生活画面杂相交错，水和火的隐喻表达了战后西方世界的荒原意识，充分体现了多斯·帕索斯的实验精神。此后，多斯·帕索斯在其恢弘巨著《美国》三部曲(一九三七)中，在小说常规叙述之外穿插了“新闻短片”(The Newsreel)、“摄影机眼”(The Camera Eye)和“人物小传”(The Biography)等，来揭示了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美国社会的动荡与变迁。这种以美国社会为主角而不是以个别人物为主角的文献新闻手法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对诸如诺曼·梅勒，道格多罗等后继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一九六○年代新新闻报道(New Journalism)的兴起提供了历史的源流和借鉴。同时，后现代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fiction)也能从他的寓非小说于小说之中的试验获取灵感。虽然现在看来，多斯·帕索斯的文学试验多少有些机械，呆板，“摄影机眼”的语言晦涩，“新闻短片”已经成为湮没的历史，让现代读者难以理解，但他试图用现实的新闻材料与小说叙述部分相平行，从而给小说创造一种时代气氛的尝试却是他的成功之处。相比之下，海明威保留了较多的现实主义因素，他的小说还常能清晰地分出开头、高潮和结尾。但形式上的实验还是显而易见的，除了电报式对话的独创外，他突破了福楼拜的人物内部聚焦常为第三人称的局限，改用第一人称的内聚焦，更缩短了人物与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在其主要作品中他也试验了意识流、内心独白、闪回等多种叙述技巧。福克纳则是大刀阔斧的运作意识流，在这方面的彻底性远远超过海明威。他在诸多的作品中尝试多角度叙述方法和意识流，以及“神话模式”，即有意识地使他讲述的故事与神话故事平行展开，从而创造了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界。诗人肯明斯突破传统标点符号、大小写、句法的束缚，创造了成为肯明斯标记的小写的第一人称单数“i”，展示了语言更本质的活力。此外他在诗歌的排字法上标新立异，如把“一叶落下/孤独”竖排成数字1的形状，更突出了孤零零的孤独意象，使诗歌同时具有绘画般的视觉冲击力。被誉为“迷惘的一代”最后一位天才的韦斯特更是以形式实验著称，在叙事技巧上非常前卫、激进。他在《鲍尔索·斯奈尔的梦幻生活》(一九三一)和《孤心小姐》(一九三三)中借由理性控制的梦境来讲述存在的寓言和充斥现实梦境的荒诞意象，在创作意识和写作技巧方面直接影响了后起的美国作家如卡森·麦卡勒斯，奥康纳，霍克斯和塞林格等人。此外，“迷惘的一代”之所以影响深远。除了他们的创作成就之外，传记文学和回忆录的空前繁荣也是原因之一。三、四十年代就有弗雷德里克·艾伦的《就在昨天》(一九三一)，考利的《流放者的归来》(一九三四)，罗伯特·麦卡尔蒙的《天才济济》(一九三八)以及菲茨杰拉德去世后由威尔逊收集成册的《崩溃》(一九三五)等总结、反思“迷惘的一代”的作品问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又目睹了一股回忆热潮：“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或见证人纷纷推出回忆录或自传，包括卡蕾斯·克罗斯比的《热情年代》(一九五三)，西尔维娅·比奇的《莎士比亚书店》(一九五六)，哈罗德·勒布的《如此往事》(一九五九)，罗伯特·寇兹的《追忆》(一九六○),马修斯·约瑟夫生的《和超现实主义者一起生活》(一九六二)，曼·雷的《自画像》(一九六三)，莫利·卡拉汉的《那个巴黎之夏》(一九六三)，海明威的《不固定的圣节》(一九***)，多斯·帕索斯的《最好的时光》(一九六六)以及南茜·卡纳德的《就是那些时光》(一九六九)。《天才济济》也由凯·博伊尔重新修订于一九六八年再版。这些传记不仅有利于从其内部理解“迷惘的一代”的思想、生活和创作原则，它们如此集中的出版也进一步深化了“迷惘的一代”的文学传奇，使其影响超越了一九二○年代的短短时间而对后起文学持续地产生影响，直到一九六○年代的“垮掉的一代”以更反叛、更激进的姿态崛起在美国文坛上。马克·多兰认为“迷惘的一代”之所以能成为一九二○年代的文化象征，不仅由于它是美国文化历史上颇为少见的由一群作家代表一个时代的例子，还由于它是美国文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由一群自传作家代表一个时代的例子。

风格

所谓“迷惘”，是指他们共有的彷徨和失望情绪。这些作家中,大多数人亲身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场上，他们目睹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经历了战争的折磨，了解到普通士兵中的厌战情绪。当时，他们大多还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有许多美好的愿望，善良的***。面对现实，他们深深感到“拯救世界民主”的口号不过是当初美国政府用来迷惑自己为帝国主义战争卖命的虚伪幌子，深知上当受骗，美好的理想化为泡影，于是心灵深处受到无法医治的创伤。大战结束后，他们不再相信什么政治、法令，但又找不到新的可靠的精神支柱，因而悲观、失望、彷徨、忧虑，处于一种迷茫，不知走向何处的精神状态之中。“迷惘的一代”的作家没有统一的组织团体及共同的纲领，但他们的共同点是厌恶帝国主义战争，在作品里揭露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反映了战后青年一代的悲剧，他们在艺术上都很讲究表现手法的新颖及独创性。 　　
海明威(1899—1961)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一九五四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他出身于芝加哥郊区一个医生家庭，做过记者。他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在前线曾几度负伤，后来他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的身体、心理、精神以及感情上，都受了很重的创伤。”由于他亲身经历过战争，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住在巴黎刻苦学习写作，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一九二三年开始写作，一九二四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其中《在我们的时代里》描写主人公尼克·亚当斯战前的生活情景及和平宁静生活被战争破坏与战后的迷惘心情。很明显，这篇小说带有作者自传性的色彩。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1926)刻画战后一群青年流落欧洲的生活情景。书中描写了战争给女主人公勃瑞特·艾希利和男主人公杰克·巴恩斯带来的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创伤，使他们相爱而又无法结合,表现了他们对生活的迷惘、厌倦情绪和幻灭感。这部作品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当时在广大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永别了，武器》(1929)描写了一个志愿参加欧战的美国青年与一位英国护士之间的恋爱悲剧，揭示了个人幸福被战争摧毁的痛苦，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罪恶揭露较深，具有强烈的反战情绪。这部作品强烈的动作和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以及简练的对话和真切的内心独白，标志着海明威艺术风格的成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海明威曾以记者的身份到过西班牙报道战事。后来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写成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这部小说叙述美国人乔顿奉命在一支山区游击队的配合下炸桥的故事，乔顿在临死之前回顾了一生，肯定自己为反法西斯而牺牲是光荣而崇高的。作者赞扬了主人公的牺牲精神，从民主主义立场反对法西斯主义。这时的海明威已摆脱了“迷惘的一代”的桎梏，比较注重现实描绘。尽管如此，海明威早期的文学主张和作品，极大地影响了欧美的许多作家，成为美国战后以怀疑彷徨和迷惘为基调的二十年代文学的主要代表。 　　
福克纳(1897—1962),美国作家，一九四九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作品《士兵的报酬》(1926),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在英国空军服役的飞行员头部受伤，回家后成了瞎子，最后死去的悲剧故事，具有“迷惘的一代”的风格。后来，他的作品发生了变化，多以美国南方约克纳帕塔法县为背景，运用内心独白等手法，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与特色，成为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人物。 　　
约·多斯·帕索斯(1896—1970),美国作家，志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医疗队服务，他的第一部小说《三个士兵》(1921),是美国最早的一部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小说着意描写一个名叫安德路斯的青年知识分子怎样在战争环境中被迫放弃音乐创作的理想，反映了战争的残酷和对个人爱好与理想的摧毁，表现了青年一代的厌战和迷惘情绪。一九二六年，他参加《新群众》杂志编委会，支持罢工斗争等，曾被捕入狱。他在迷惘中看到了一线生机，相信社会是向前发展的。在创作手法上，他采用现实与史料结合的方法，新颖奇特，具有独创风格。 　　
菲兹杰拉德(1896—1940),美国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曾入伍，但没有直接参加过战争。一九一九年退伍后，业余致力于长篇小说《人间天堂》的创作，一九二○年发表。这部小说描写一个名叫阿莫瑞·布莱恩的青年成长过程中的幻想和失望，体现了年青一代的“美国梦”的幻灭，小说中的人物被称为大学生中的“迷惘的一代”。他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被列为二十世纪深受人们赞美的作品之一，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在创作手法上，通常在现实主义的描写中富有浪漫气息。 　　
肯明斯( 1894—1962 ),美国诗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参加救护队在法国战地工作，曾进过集中营。后来，他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把这段经历写成长诗《大房间》(1922),描写一个好人怎样被当作间谍关进集中营的故事，从个人在战场上的不幸遭遇来揭露战争的罪恶，表现了厌战和迷惘的心情。他的诗形式奇特，用词、语法等别出心裁，具有“迷惘的一代”的浓郁的色彩。 　　
“迷惘的一代”的作家虽然在作品中流露出浓厚的悲观情调，对战争抱着消极、厌恶的态度，缺乏积极的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行动，但他们的作品无论在内容或艺术形式上都突破了传统的束缚。特别是其中的一些作家后来独树一帜，成为现代文学的大师。所以，“迷惘的一代”尽管是一个短暂的潮流，但它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确定了的。

标志性作品

《太阳照常升起》是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体现了“迷惘的一代”文学的基本特征，实际上是这个流派的宣言，塑造了“迷惘的一代”的典型。
小说描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群流落巴黎的英、美青年的生活和思想情绪。主人公杰克·马恩斯的形象带有作者自传的成份，体现了海明威本人的某些经历和他战后初年的世界观以及性格上的许多特点。他是个美国青年，在第一次世界的世界战中负了重伤，战后旅居法国，为美国的一家报馆当驻欧记者。他在生活中没有目标和理想，被一种毁灭感所吞食。他热恋着勃莱特阿施利夫人，但负伤造成的残疾使他对性爱可望而不可即，不能与自己所钟情的女人结合。他嗜酒如命，企图在酒精的麻醉中忘却精神的痛苦，但是这也无济于事。巴恩斯的朋友比尔对他说：“你是一名流亡者。你已经和土地失去了联系。你变得矫揉造作。冒牌的欧洲道德观念把你毁了。你嗜酒如命。你头脑里摆脱不了性的问题。你不务实事，整天消磨在高谈阔论之中。你是一名流亡者，明白者？你在各家咖啡馆来回转游。”都是人生角斗场上的失败者。但他们不是逆来顺受的“小人物”，而是有着坚强的意志，从不抱怨生活对他们残酷无情，从不唉声叹气。然而他们都只相信自己，只领先自己来进行孤军奋战。
　　小说的结尾笼罩着浓重的悲观主义和哀伤痛苦的情调：他们注定是孤独的，不能结合在一起，只能幻想中求得安慰。
　　海明威曾一再把自己的创作比喻成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看得见的部分只是八分之一，而隐藏在水下的部分则是八分之七。”他从不直接披露自己对人物和事件的态度，甚至对人物的行为动机和心理状态也很少进行解释和说明，而只是“客观地”、“照相式地”描绘出人物在某种感情支配下本能的乃至下意识的活动，造成富有实感的画面，使读者从这种直接经验中去体验隐藏着的思想感情。这就使海明威的小说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具有意在言外、“余音缭绕”的艺术效果。《太阳照常升起》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的“潜台词，”亦即潜在“水下”的主题。小说中的人物过着病态的畸形生活，没有理想，没有光明。他们回顾过去感到一片漆黑，展望未来看到是满天阴霾，只能在昏暗中沉浮，在绝望中挣扎。
　　《太阳照常升起》发表以后，“迷惘的一代”文学的影响剧增，迅速扩展到许多欧洲国家。一九二九年是个流派大丰收的一年，问世的长篇小说有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英国作家理查德奥尔丁顿的《英雄之死》和德国作家埃利希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这些作品是“迷惘的一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永别了，武器》对海明威个人来说，标志着他的创作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他在这里着重解决的是“迷惘的一代”形成的历史条件问题，是帝国主义战争对一代人的摧残的问题。如果说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中竭力回避人的命运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那么在《永别了，武器》中则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这个问题提到首位，把揭露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战争。但这部作品跟《太阳照常升起》一样，也不免宣扬消极遁世的思想，流露出浓厚的悲观主义。这是“迷惘的一代”文学不可克服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