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教学参考

边城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壮；孙女翠翠十五岁，情窦初开。他们热情助人、淳朴善良。两年前在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当地船总的二少爷傩送，从此种下情苗。傩送的哥哥天保也喜欢美丽清纯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而地方上的王团总也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作陪嫁把女儿嫁给傩送。傩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为妻，宁愿做个摆渡人。于是兄弟俩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天保知道翠翠喜欢傩送，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傩送觉得自己对哥哥的死负有责任，抛下翠翠出走他乡。外公因翠翠的婚事操心担忧，在风雨之夜去世，留下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着傩送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全书以翠翠的爱情悲剧作为线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湘西地方的人性美和风情美。



阅 读 鉴 赏边城在作者的笔下，古老的边城具有桃花源般神奇的美。边城明净的风光，教化着朴实的人们。在小说中，每个人都热情诚实，人人均有君子遗风。“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美好的道德情操仍在这里发扬光大着。如龙头大哥顺顺，“凡帮助人远离患难，便是入火，人到八十岁，也还是成为这个人一种不可逃避的责任！”二老傩送热心助人，即使被翠翠误会，也托他人送翠翠回家；祖父身上更是体现传统美德，坚持不收过渡商人多给的钱，而商人也是一样的朴实，非坚持给钱不可，最后祖父只收下一个铜子，却搭了一把烟叶给商人。这样体现美好人性的事例在《边城》全篇中几乎比比皆是，充分表现了边城人淳朴的民风。



边城不仅保持着古老淳朴的民风，而且相应地保留着古老的风俗习惯。如边城的端午：“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边城人赛龙舟，“船只的形式，和平常木船大不相同”，“当每次某一只船胜利时，必在水边放些表示胜利庆祝的五百响鞭炮。”古老的风俗是和古朴的民风联系在一起的。更有趣的是捉鸭子比赛：“赛船过后，城中的戍军长官，为了与民同乐，增加这个节目的愉快起见，便派兵士把三十只绿头长颈大雄鸭，颈脖上缚了红布条子，放入河中，尽善于泅水的军民人等，自由下水追赶鸭子。”这样的习俗带有官民同乐的意味，更衬托出边城人和睦安乐的风貌。还有月下对歌、狮子龙灯等，都透露着边城祥和安定的气氛。



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他的理想是要表现“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所以《边城》给人桃花源般幻想的色彩和田园牧歌式的理想图景。



那么“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相对于什么而言呢？作者描写的湘西，自然风光秀丽、民风淳朴，人们不分等级、不谈功利，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相互友爱。外公对孙女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保兄弟对翠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间诚挚的手足之爱……这些都代表着未受污染的农业文明的传统美德。作者极力讴歌传统文化中流传至今的美德，是相对于传统美德受到破坏、到处充溢着金钱主义的浅薄庸俗和腐化堕落的现实而言的；在摹写边城人的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中，隐含着对现实生活中古老美德、价值观失落的痛心，以及对现代文明物欲泛滥的批判。作者推重边城人的生活方式，也想以此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小说的主题意义即在于此。



二、问题探究



1.小说是怎样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



小说没有细微地描写人物的心理，主要是通过对话和感情变化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如翠翠知道自己误会了傩送，“翠翠想起自己先前骂人那句话，心里又吃惊又害羞，再也不说什么，默默的随了那火把走去。”翠翠吃惊、羞涩，默然无语，正是傩送在她心里投下一道影子的表现；后来翠翠和打火把送她回家的人重逢，那人调侃翠翠：“二老说你在河边大鱼会吃你，我们这里河中的鱼，现在可吞不下你了。”已经“长大了”的翠翠“一句话不说，只是抿起嘴唇笑着”。不说话却笑，表现了翠翠对往事美好的记忆和微妙的感情涟漪。最后祖父借和翠翠同岁的新嫁娘喻示翠翠时，翠翠“明白祖父这句话的意思所在，不作理会，静静的把船拉动起来”。情窦初开的翠翠并不是对祖父的话无动于衷，而是少女已经心有所属，默默相思。



2.小说的语言有怎样的特点？



小说的语言朴素、饱满，不晦涩、不雕饰。这样的语言风格，非常适合表现边城人古朴、自然的生活，并且从中透露出田园诗情。如描写赛龙舟的场面、叙述翠翠和傩送相遇的情节，描写抬花轿的情景等，都突出地体现了小说的语言风格。



关于练习



一　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动机，作者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你能否从小说所表现的质朴的人物性格、古老的风俗习惯等方面，印证一下作者的话呢？



设题意图：由作者的写作意图入手，引导学生结合课文中的情节分析小说的主题。



参考答案：



参见“整体把握”。



二　《边城》中的人物语言平实、简明，含蓄地表达出人物内心的感情。联系上下文，分析下列句子，感受翠翠的心理活动。



1.老船夫即刻把船拉过来，一面拉船，一面哑声儿喊问：“翠翠，翠翠，是不是你？”翠翠不理会祖父，口中却轻轻的说：“不是翠翠，不是翠翠，翠翠早被大河里鲤鱼吃去了。”



2.祖父说：“顺顺真是个好人，大方得很。大老也很好。这一家人都好！”翠翠说：“一家人都好，你认识他们一家人吗？”



3.（祖父）便不加检点笑着说：“翠翠，假若大老要你做媳妇，请人来做媒，你答应不答应？”翠翠就说：“爷爷，你疯了！再说我就生你的气！”



4.（祖父：）“翠翠，莫闹，我摔到河里去，鸭子会走脱的！”



“谁也不希罕那只鸭子！”



设题意图：引导学生通过语言、行动的描写，体会人物的心理活动。



参考答案：



1.翠翠因为祖父没有接自己而赌气。“不是翠翠，不是翠翠，翠翠早被大河里鲤鱼吃去了。”非常形象地表现了少女的薄怒心理。



2.祖父夸顺顺一家人，但是漏说了二老傩送，翠翠心里有些嗔怪，所以问：“一家人都好，你认识他们一家人吗？”言外之意是：祖父你没说全。



3.祖父提大老来做媒，而翠翠心里喜欢的是傩送，自然不喜欢祖父再说下去了。这里边有少女羞于提起婚嫁之事的心理。



4.鸭子是大老捉来送给祖父的，翠翠自然“不希罕”，她心里想的是傩送。



三　课外阅读《边城》全文，写一篇读书报告。可以围绕下边的几个问题（也可以自选专题）研读。



1.作者写这样一个“世外桃源”式的乡村社会，有怎样的思想背景？他想寻求怎样的理想社会模式？



2.边城的人们是那样的善良、纯真，翠翠的爱情为什么会以悲剧结束？



3.小说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主要以景物、风俗描写为主，具有散文化的倾向。探讨一下本文的写作风格。



设题意图：鼓励学生课外阅读名著，扩展课程资源；培养学生专题研究的能力。



参考答案：



1.可以参考“整体把握”。



2.有人认为，翠翠的爱情悲剧，是由封闭的农业文明社会中人们精神的孤寂导致的。可以从相关人物和相关情节中印证这样的观点：



（1）翠翠



翠翠自幼父母双亡，内心有着无比深沉的孤独。虽然有外公无微不至地照顾自己，但是并不能真正理解她作为一个青春少女的情怀。她感到“心中有些薄薄的凄凉”，觉得“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当她为这无奈的生活而痛哭时，外公不能明白她内心的哀痛，只用不切实际的话来哄她。天保和傩送为了她唱歌“决斗”，她却毫不知情，只能在梦中希望爱情的实现，现实好像和她毫不相干。最后天保闯滩而死，傩送离家出走，外公为她的婚事忧愁而亡，她却并不能了解这一切前因后果，只能凄凉地守着渡船，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没有人能告诉她要孤独地等到什么时候。



（2）外公



外公因为女儿和女婿的悲剧，在他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翠翠痛哭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他给孙女讲母亲的故事，更让孙女感触不已。对于天保兄弟的选择，他却没有直接告诉翠翠，反而让孙女“心中不免有点乱”。他既爱孙女，又害怕她再走母亲的老路，却不能直接说出来。以后因天保的死造成孙女的悲剧，他又无能为力，不能向任何人求助诉说，只能撒手而去。可以说他是在孤独中死去的。



（3）天保兄弟



天保喜欢翠翠，托人作媒却被糊里糊涂地拒绝回来。他不知道翠翠喜欢傩送，傩送也喜欢翠翠，在不知情中踏入了爱情的矛盾中。最后他知道自己没有任何希望，只能孤独地离开伤心之地。最后死于意外，也许正是他孤独的归宿。



傩送也可以说孤独地追求着爱情，和哥哥“决斗”，夜半唱情歌，却并不为心上人所知。最后也孤独地出走，不知飘泊到什么地方。



可以说，就在卷入这场爱情旋涡中的每个人的孤独挣扎中，翠翠的爱情以悲剧结束了。



3.要了解作者为什么这样叙事，他叙事的方式和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是有紧密联系的。在此基础上，联系小说的具体内容，研讨其散文化倾向。



教学建议



一、这篇课文较长，教师不要过多讲解，先让学生作预习，理清故事情节，了解人物特征。



二、《边城》在形式和内容上特点都比较突出，如它的散文化倾向，它的乡土意味。这些可以给学生讲一讲，但不要作为教学重点。作者不满意庸俗化的现代城市文明，把湘西这样质朴的乡村作为他理想的世界，因此，我们要重点引导学生体会小说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纯洁的爱。



三、《边城》是一部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教师应该鼓励学生阅读全书，培养他们的文学素养，并给予相应的指导。



有关资料



一、作者简介



沈从文（1902—1988），现代小说家、散文家、文物研究家。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炯之、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湖南凤凰人。苗族。1918年小学毕业后曾入本乡土著军队当兵。1923年到北京。1926年开始在《晨报副镌》《现代评论》《小说月报》《新月》上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编辑《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1927年到上海，曾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杂志，并参加了新月社。1930年在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在北京主编《大公报》副刊《文艺》及天津《益州报》副刊。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回北京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并继续办原刊物，以此为阵地，集合许多北京文人，形成了“京派作家群”。1949年后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工作，在中国古代服饰及文物研究方面成绩卓著，有许多专著。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员。其文学创作宏富，数量惊人，有小说、散文、文论、自传、通信等文集七十余种，是现代文学史上高产作家之一。主要作品集有《鸭子》《蜜柑》《神巫之爱》《虎雏》《石子船》《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湘西散记》《边城》《长河》等。其中短篇小说《丈夫》《贵生》《三三》，长篇小说《边城》《长河》是其代表作。主要文学贡献在于创造了一种描写特殊民情的乡土文学，并受废名影响，取其抒情笔调，发展了新文学中抒情小说的文学形式。大部分小说是以湘西生活为背景，对故乡人民怀有不可言状的同情与温爱。以其特异的“生命形式”，熔生动丰富的社会风俗画和优美清新的风情风景画于一炉，展示其人性的粗犷强悍，民俗的淳厚善良，使作品充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返璞归真的牧歌情调。这种乡土抒情体的美学风格代表了京派作家一定的社会理想，也对后来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边城》的思想和艺术真实（王继志）



沈从文通过《边城》所要表现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观念或曰思想倾向呢？这需要结合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他对当时文学创作及批评的态度，以及他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做人原则”基础上的创作原则和审美理想来考察。



沈从文是抱着对新的人生和新的世界的热烈追求与向往，才从荒僻、闭塞、落后的湘西赶到大都市北京的。然而，迎接他的并不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世界，而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官僚们共同统治下的黑暗天地。他曾经自认为一旦脱离了他过厌了的卒伍生活，便可以永远地告别愚蠢、残暴与屠杀，没想到他被迫接受的却是另一个更加丑恶的现实，更加耻辱的人生。他每日每时目睹的是一群自私、懦弱、虚伪、卑鄙却又冠冕堂皇、假冒斯文的灵魂。好在五四运动创造的精神成果并没***变质，继续给予他巨大的思想启迪。他在偷食了这批“禁果”之后，愈来愈坚信，眼前这个黑暗社会旧有的一切实在不能也不应继续存在下去了。我们这个老大的国家要脱离目前的苦难，唯有重造有形的社会和无形的观念。因此，重造国家、重造民族品德成了沈从文最热切、最坚决的追求。接踵而来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无疑将中华民族的命运进一步推向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而民族的灾难与屈辱又更加坚定了沈从文以重造的经典去改造国家、重塑民族品德的信念。他于是一面以冷峻的目光审视当时的上流社会，一面努力地实践着新经典的重造。他说：从“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政治、哲学、文学、美术，背面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推行……古人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我的年龄恰恰在两者之间。一年来战争的结束，感觉生命已得到了稳定，生长了一种信心。相信一切由庸俗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为工具，去摧毁重建。”他提出“新经典的原则”是引导读者“对于更好的‘明天’或‘未来’人类的崇高理想的向往”，是对读者“牺牲心的激发”，是使读者“明白种族延续国家存亡全在乎‘意志’，并非东方式传统信仰的‘命运’”。



为此，他一面以愤怒、战栗的感情，选择男女关系为解剖的切入点，对都市上流社会“庸俗小气自私市侩”的众生相进行了细致入微地描画，另一方面他又把探寻的目光转而投向他早年生活过的那个“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着野蛮与优美”“浪漫与严肃”的湘西社会，凭着他对故乡下层人民怀有的那份“无可言说的温爱”之情，用热情、迷醉的歌喉对那里的风物人情唱出了一曲又一曲心灵的恋歌。而《边城》正是其中最优美动听的一支。尽管《边城》所叙写的故事在当时的湘西也已成了“过去”，因为二十年来在“时代大力”的压挤下，湘西“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遗”，代之而来的是一种“惟利惟实庸俗人生观”，“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但是那刚刚逝去不远的美好的“人生形式”毕竟在湘西的一隅存在过。如果用笔来描绘这个“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时，沈从文自信，不管他的那枝笔如何“笨拙”，“尚不至于离题太远”。他说：由于自己所写的人物是正直的、诚实的，他们“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所以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这就表明《边城》所写的生活绝不是凭空的杜撰，这里的“人性”“人情”只是“老老实实”写下来的当时当地人民的人性与人情。结合沈从文的生活经历和他创作的另外一个方面的题材作品，我们不难看出，他创作《边城》的用意在于要跟两种现实进行“对照”：一是用“边城”人的淳朴、善良、正直、热情跟都市上流社会的虚伪、懦弱、自私、势利、男盗女娼相对照；二是把湘西社会的“过去”与“当前”相对照，即把过去的“人情美”与今天的“惟利惟实的庸俗人生观”相对照。在这两种对照中，使人们能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的倾心，健康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从而引起人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腐烂现实的怀疑”。



这里我们不应过多地纠缠于依靠沈从文所提出的经典重造的方式能否真正实现国家重造和民族品德重造这个问题上，因为作家毕竟不是政治家。作家的构想常常不免带有某些梦想或幻想的成分，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童心幻念”的表征。但是这种设计或梦想，其目的却是为了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为了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因此，那种武断地认为沈从文的这种追求和信念只是为了更有效地逃避现实或有意地粉饰现实，显然是不能令人置信的。



其实，沈从文又何尝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改造社会的方式在当时很难实现的前景呢?正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前景的暗淡，所以他才把他的改造社会的理想看成是一个“过分认真”的“傻头傻脑”的“乡下人的打算”。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边城》，使人读后总在获得美的感受的同时，感到一种忧伤、悲凉和惆怅，总感到他所描绘的明丽景物和温暖人情上，笼罩着一种似雨似雾、挥赶不去的阴湿与愁苦，总隐隐地感到作者沈从文在有点强作欢笑。沈从文是一个诗人，所以他以诗人的敏感、诗人的情绪、诗人的幻想真诚地描绘着他心目中深藏已久的情感记忆对象，编织着一幅与现实人生完全不同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但他同时又想担负起一个思想家的担子，想为我们的民族寻找出一条摆脱“堕落趋势”的路途，他感到力不从心，他感到痛苦，感到寂寞，感到前途的无测。他的这种心绪辐射到他笔下的人物身上，于是就产生了老船夫的“一切要来的都得来”的无奈心声，产生了少女翠翠“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的不测的等待。他们在对人生的感悟上正跟作家的心绪取得了完全一致的呼应，或者说他们正是沈从文寂寞却又执著追求的个人气质外化的产物。



严家炎先生指出：“沈从文的长篇《边城》，则蕴蓄着较全书字面远为丰富的更深的意义，可以说是一种整体的象征。不但白塔的坍塌象征着原始、古老的湘西的终结，它的重修意味着重造人际关系的愿望，而且翠翠、傩送的爱情挫折象征着湘西少数民族人民不能自主地掌握命运的历史悲剧。”如果把严先生的上述提示结合于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我们完全可以认定《边城》蕴涵着表面和深层的两种结构。它的表层结构，是一个处处由“偶然”支配的美丽动人而略含凄清的爱情悲剧故事。叙述的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起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而它的深层结构，则整体地象征着作家企图用民族的“过去伟大处”来重塑民族形象、重造民族品德的热切愿望，以及这个愿望在“堕落趋势”面前显得无可奈何的孤寂与苦闷。许多评论者的失误就在于他们仅仅依据着这部作品的表层结构，对它作出的又只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解。



如果说沈从文怀着深深的民族忧患意识，通过《边城》的人生形式的描绘，目的是有意跟上文我们所说的两种人生形式形成对照，那么，出于一贯“艺术独立”的原则立场，他创作《边城》还有着另外一个更加深沉的目的。这就是有意向当时片面理解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取消艺术创造规律，对文艺现象作庸俗社会学理解的不良社会风气的挑战。请看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的一段话：



这作品从一般读者印象上找答案，我知道没有人把它看成载道作品，也没有人觉得这是民族文学，也没有人认为是农民文学。我本来就只求效果，不问名义；效果得到，我的事就完了。不过这本书一到了批评家手中，就有了花样。一个说，“这是过去的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我们不要”。一个却说，“这作品没有思想，我们不要”。很凑巧，恰好这两个批评家一个属于民族文学派，一个属于对立那一派，这些批评我一点儿也不吃惊。虽说不要，然而究竟来了，烧不掉的，也批评不倒的。



这说明当时文学批评中对立的双方都对文艺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形式主义的理解。他们为了“一时宣传上的成功”而要求作家按照他们“预定的形式”去写作，他们都要求作品必须“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语言上，甚至于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针对这种对作品的内容、题材乃至表现形式上的“千篇一律”的要求，沈从文回答道：“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我存心放弃你们……你们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这是因为文学事业是一个极需个性的事业，一切作品都实际上“浸透作者的人格和感情”。况且对于纷繁复杂的社会人生来说，一个作家能够用笔写到的只是其中很窄很小的一点点。因此，沈从文说：“我所表示的人生态度，你们从另一个立场上看来觉得不对，那也是很自然的。”否定作品必须有血、有泪，否定作家按照“预定的形式”去炮制赝品，绝不意味着作家可以“遗世而独立”，可以置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利益于脑后，走“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恰恰相反，沈从文一贯认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而这种“向善”又不仅仅是“属于社会道德方面‘做好人’为止”，而是能让读者“从作品中接触到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这就是他对文学社会功能的基本看法。为此，他在《边城·题记》中热情地表示愿把他的这本小书***给那些“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用来重新“点燃起青年人的自尊心与自信心”。这大约也是《边城》思想倾向的另一个方面。或许也就是汪曾祺认为《边城》“不是挽歌，而是希望之歌”的理由。



(选自《沈从文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三、“隐伏的悲痛”──《边城》内蕴新探(林分份)



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等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沈从文



《边城》被许多读者看做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著作”。“边城”这个词在许多读者心中，已经凝定为“湘西人性美”的文化概念，然而深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仅仅看到了作品中美丽的光环，而人物的非正常死亡、离家出走、爱情破灭等故事的阴影却被人们所“忽略”。这也许就是作者所说的“买椟还珠”。



一



《边城》描画了一幅民性淳朴的风格画，生活在那里的是“一群未曾被近代文明污染”的“善良的人”，发生于其间的爱情，更因为男女双方特有的符合乡下人审美标准的形貌以及灵魂的相互吸引而具有浓厚的审美意蕴。鉴于此，似乎可以如刘西渭(李健吾)先生所说：“……在这纯真的地方，请问，能有一个坏人吗?在这光明的性格，请问，能留一丝阴影吗?”然而，在这充满善与美的“世外桃源”里，发生的却是一场以悲剧告终的爱情：翠翠孤寂地守在渡口等待傩送的归来，而傩送“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留下的是凄凉的余韵，是生死契阔、会合无缘的感伤。酿成这场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多数论者把它归结于天保意外而死的偶然因素，以及迫使老船夫做出“老而好事”的举动的社会因素——封建宗法和买卖婚姻。这种说法有理有据，似乎已把握了悲剧的全部构因，然而仔细一推敲，我们会发现，它仅仅抓住了悲剧构因的客观方面，而把主观方面──在爱情中起决定作用的顺顺及傩送的心理缺陷相对忽略了。



边城的人民是人性美的代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十全十美的，诚如作者所说：“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湘西的人生具有“人与自然契合”的一面，但也“充满了原始神秘的恐怖”，“野蛮与优美”交织在一起。这种处于待开发状态的原始自在的人性，不可避免地有其阴暗的一面。翠翠与傩送的悲剧正好把这阴暗的一面暴露出来，那就是边民纯朴健康人性下潜藏着的几千年来民族心灵的痼疾——天命的迷信思想。他们以为祸患都渊源于冥冥之中的因果报应，对于一些他们无法解释的祸患，总把它们与人的言行生硬地联系起来，认为人的言行悖于常理势必惹来祸患，于是由猜疑、误会而产生隔膜，甚至最终酿成悲剧。正是这一心理痼疾，使顺顺父子不自觉地充当了悲剧的制造者。先是“船总性格虽异常豪爽，可不愿意间接地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又来作第二个儿子的媳妇”。再是傩送虽然面临爱情与金钱抉择时选择了爱情，却未能向着翠翠再靠近一步，并只身下了桃源。于是，老船夫对于翠翠的美好将来的希望无形中被顺顺父子的不自觉的冷漠毁灭了，他的生存意志也随之被摧毁，终于在雷雨之夜完成了他一生的航程。而翠翠终于只能孤零零地守在渡口，等待不知归期的心上人的归来。什么时候，顺顺特别是傩送本人战胜了心灵的痼疾，消除了由迷信导致的隔膜，什么时候有情人才能终成眷属。然而要抹去这人性的阴暗面着实不易，顺顺特别是傩送本人能否突破这一心理障碍殊难预料，这一切只能由时间来回答。



二



沈从文在谈及《边城》时曾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准确理解这段话是把握作品内蕴的一条重要线索。多数论者在立论时往往对“不悖乎人性”视而不见，而只抓住“优美、健康、自然”等亮丽的词以及作品所显现出来的美丽光环，得出《边城》所要表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所要赞颂的是“人性美”等论断。我认为这是片面的。在沈从文的社会思想和美学思想中，“人性”是一个极重要的概念，是统领其小说内容的灵魂，正如作者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他的“人性”的内涵也不仅仅是多数论者所理解的“美的人性”，而是一种“金子与沙子并存”的客观实在。作品所要表现的人生形式虽具有理想的特点，但并没有完全理想化，而是一种现实的自为自在的人生形式──自然，美好而又杂有“沙子”的人生形式。



当然，仅仅根据创作谈来探讨作品的内蕴是不够的，诚如劳伦斯所说：“永远不要相信艺术家，而要相信他笔下的故事。批评家的作用在于从创作故事的艺术家手中拯救故事。”批评的关键是以作品为依据，透过作品所提供的人生视景、特别是人物的性格心理等挖掘其内蕴。不可否认，《边城》以大量的篇幅对湘西人性美进行热情的描绘和讴歌，从而体现作家对“理想的人性形式”，对生命自由的追求，但这毕竟只是作家的美好意愿，不能代表作品的全部内蕴。事实是，《边城》的结尾是个出人意料的变奏，一个特定的结局，却也是现实意义上的悲剧。诚如多数论者所说，这个悲剧显示了人生在生命瞬间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是作品的最终指归。这种不确定性既是偶然事件所致，也是主观的人为因素所致，即人物不自觉地、无意为之所产生的破坏性行为。作品故事的主干及结局旨在通过这种“命运的不确定性”，揭露美好人性的阴暗面——深潜于民族心灵的痼疾。正是这种痼疾，在关键时刻兴风作浪，最终成为主宰人物命运的因子。沈从文是明了全部事变中的悲剧因子的，但他对“人性向善的发展”的追求，又使其不忍心过于痛揭人性的阴暗面，不忍心将人物的命运推向悲剧的结局，他渴望笔下的小儿女能够获得一份合理的人生安排，因此不惜花费大量笔墨来表现人性人情美的一面。然而，即使他使人物越过了现实的障碍，漠视封建宗法和金钱势力而追求自由爱情，却无法擦去传统天命的迷信思想投在纯朴人性中的阴影。由于这阴影，他笔下的儿女们终于产生了隔膜，演出了一场不知归期的悲剧。这是作者所不愿见到的，却是无法避免的现实。这就是“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



三



美学家桑塔耶那曾把艺术表现分为彼此相关的两项：“第一项是实际呈现出的事物，一个字，一个形象，或一件富于表现力的东西；第二项是所暗示的事物，更深远的思想感情。”我们考察沈从文小说的内蕴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湘西的人生是沈从文小说着力表现的重要部分，对于下层人民，沈从文侧重表现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勤劳、勇敢、正直、善良而又淳朴的品德，努力挖掘他们身上的人性美，并在他们身上寄托着重塑民族品格的理想。他发掘了湘西乡村社会人性的金子，同时深谙这种处于原始自在状态的人性所具有的迷信、愚昧的缺陷。这种缺陷是美好人性的阴暗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破坏性作用。当它发作时，势必破坏人们自为自在的和谐状态，成为“人与自然契合”的阻力。《边城》的爱情悲剧正是这种缺陷作用的结果。至此，《边城》的内蕴所呈现出来的就不是单一的“证明人性皆善”或揭露人性的阴暗面，而是展现人性的阴暗面与“人与自然契合”的对抗关系，以及在这种对抗中人类所受到的惩罚，启发人们通过对这种惩罚的认识，从而“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发生的影响，我们已经受了什么报应，若以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够尽些什么力，且应当如何尽力”。



(选自《名作欣赏》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