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文嚼字》教学参考

咬文嚼字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全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至5段），说明文字和思想感情有密切关系。其中，第1、2段举出《屈原》《水浒》《红楼梦》中炼字的例子，说明“你这”式、“你是”式、“你有”式三种不同句式有不同的意味；第3、4段举出王若虚《史记辨惑》中对《史记》李广射虎一段的改写，说明文字一增一减意味不同；第5段举出贾岛“推敲”的故事，说明用字不同意境也不同。



第二部分（第6、7段），说明文字联想意义的使用，有善用和误用两种。第6段举苏东坡的《惠山烹小龙团》诗里的三、四两句为例，说明善用字的联想意义，可以使诗的意旨丰富蕴藉。第7段指出联想意义也最易误用而生流弊，形成“套板反应”。



第三部分（第8段），全文小结。指出读者应从文章所阐明的咬文嚼字的道理中，领略运用文字所应有的谨严精神，养成创作和欣赏都必须潜心琢磨的好习惯。



文章告诉我们，“逐渐达到艺术的完美”，这是“咬文嚼字”所追求的目标；“求思想感情和语言的精练与吻合”，这是“咬文嚼字”的要求；以谨严的精神，刻苦自励，留心玩索，推陈出新，这是“咬文嚼字”必须下的功夫。



二、问题探究



1.讲究“咬文嚼字”有什么好处？



有些人不大重视语言文字，误以为语言文字是细枝末节，无关宏旨。读了本文，应有很大触动：原来语言文字是那么微妙的东西，用这个字，还是用那个字，一句话这样说，还是那样说，竟然有那么大讲究。由此明白：“无论阅读或写作，我们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养成咬文嚼字、随处留心玩索的好习惯，一个人的语言修养就有希望逐步提高。



2.课文贯穿着一个总的思想，就是文字和思想感情有密切的关系。作者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



作者反复强调，文字和思想感情有密切关系，强调语言是跟思想感情走的，强调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感情，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感情上“推敲”。这个观点抓住了语言的本质，抓住了推敲语言文字的本质，指出了推敲文字的根本途径。阅读时，品味语言，要品味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写作时，推敲文字，要从根本上调整思想和情感，思想务求透彻，情感务求凝练，这样才能恰当地使用语言文字。



3.从课文中，可以看到作者“咬文嚼字”的极高水平，这对我们“咬文嚼字”有什么启示？



第一，咬文嚼字“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拿“你是”式、“你这”式来说，仅仅一字之差，作者却品味出它们不同的表达效果，而且讲出表达效果不同的原因。这告诉我们，无论阅读或写作，一个字也马虎不得。



第二，咬文嚼字要有较强的语感、丰富的语言知识以及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能力。作者之所以能对课文中所举的例子进行精辟的分析，不仅得力于作者有极强的语感和丰富的语言知识，而且得益于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能力。例如，作者对“推”“敲”二字的品味。从“推”字想到门是虚掩的，由虚掩又想到“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由一个和尚又想到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往独来，自在无碍，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气度”。作者又联系上句“鸟宿池边树”，想到“推”“可以无声”，气氛冷寂，才不至于惊动宿鸟。这样的咬文嚼字就显得很到位。



第三，咬文嚼字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要敢于创新。作者在课文中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对任何见解、任何名人不迷信、不盲从，敢于独立思考，发表新的见解。对郭沫若，对王若虚，对韩愈，尽管他们都是名人，但作者不盲从，发表了与他们不同的见解。尤其韩愈对“推敲”的意见，似乎成了定论，获得许多人的认同，作者却提出相反的看法。



4.这篇课文在写法上有什么特点？



这篇课文是随笔，作者以漫谈的方式，似与读者促膝谈心，娓娓道来，字字句句沁入读者心田。作者不以深奥的理论吓人，举例子，做阐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读者在不知不觉之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作者的观点。同时，作者所举例子都十分典型，十分精辟，很有说服力。对例子所做的解说，周密精要，令人心悦诚服。全文道理与例子、观点与材料结合紧密，材料产生观点，观点又建立在材料基础上。



关于练习



一　作者举的下列例子分别说明一个什么道理？试分别加以概括。



1.“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一句的修改。



2.《史记》李广射虎一段的改写。



3. “僧推月下门”一句的推敲。



4.《惠山烹小龙团》三、四两句的剖析。



5.“柳腰桃面”等套语的评述。



设题意图：引导学生把握全文内容，提高概括内容要点的能力。



参考答案：



1.语言表达和思想感情有密切关系，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不同的思想感情。所以，无论阅读或写作，必须要咬文嚼字，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



2.斟酌文字，实际上是调整思想和感情，所以文字一增一减，意味就随着变了。



3.推敲文字，就是推敲思想感情，也是推敲作品的意境。不同的字眼表现不同的意境，使用什么字眼，要由表现的意境来决定。



4.用字的难处在意义的确定与控制。字的联想意义是游离的，偏于个性的，迷离不易捉摸、难以控制的，既可以使意蕴丰富，也可以使意思含糊甚至支离。善用字的联想意义，可以在含混中显得意蕴丰富，达到艺术的妙境。



5.字的联想意义最易误用而生流弊，容易滑向套板反应，袭用套话滥调。文学创作要克服惰性，遇事要朝深一层去想，做到思想新，感情新，语言新。



二马南邨在《不求甚解》一文中，提出与作者不同的主张，说读书“不要固执一点，咬文嚼字”。理由有：



1.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是古人读书的正确态度，我们应该虚心学习。



2.诸葛亮与徐庶等三人一道读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诸葛亮比三人高明，因为他“观其大略”，知识面更广。



3.宋代陆象山说：“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这是说不死抠一字一句，不因小失大。



全班或分组讨论：对朱光潜与马南邨的不同见解，应该怎样看？



设题意图：引导学生通过比较，了解两种不同的读书方法的优劣。



参考答案：



朱光潜在本文中所说的咬文嚼字，是说“无论阅读或写作，我们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单就阅读说，就是要求精读，不放过一字一句，要细细咀嚼文字的意味。精读，就是古人说的，做到“字训其义，句贯其意，文寻其脉，篇会其旨”，逐步进入“字会、意会、情会、理会、神会”的境界。



马南邨在《不求甚解》中讲的是另一种读书方法。他认为，读书主要在于“会意”，就是领会书的精神，而不要去做繁琐、牵强的解释。像读经典著作，就是要领悟它的精神实质，而不能只死抠它的一些字句。



这两种读书方法各有长处和局限性。对于学生来说，应以精读为主。



三　作者说：“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感情上‘推敲’。”理由是什么？试从自己的写作体会或者读过的诗文中举例说明这个论断。



设题意图：引导学生了解咬文嚼字的本质和途径。



参考答案：



文字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如果思想还没有透彻，感情还没有凝练，文字就会含糊。只有思想透彻、感情凝练，文字才会明确。因此，文字上的推敲实际上是思想感情的推敲。



可举的例子很多。例如：



1.《为了忘却的记念》：“眼看朋辈成新鬼”改“忍看朋辈成新鬼”，思想感情就起了变化。“眼看”，是眼睁睁看着的意思，说的是无力救助；“忍看”，则饱含悲愤之情。



2.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到江南岸”改为“春风又绿江南岸”，既写活了春到江南的勃勃生机，又流露出喜悦兴奋的心情。



3.《谁是最可爱的人》，原句“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蹓跶、边说话也行。那是多么幸福呢！”最后一句改为“只要能使人民得到幸福，也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思想感情由羡慕而调整为赞美舍己为人的高尚情操。



四　从读过的诗文中举例说明“套板反应”及其危害性。



设题意图：“套板反应”的现象在诗文中比比皆是，本题可以引导学生了解这种现象及其危害性，为消除这种现象而努力。



参考答案：略。



教学建议



一、这篇课文的教学目标，主要是让学生体会语言文字的微妙，养成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精神，以提高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能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



二、这篇课文贯穿了一个思想，就是语言文字与思想感情有密切联系，推敲语言文字就是推敲思想感情。引导学生懂得这个道理，并应用于实践，有利于提高学生读写能力。学生会从锻炼自己的思想感情入手提高语言文字水平，在推敲语言文字的同时推敲思想感情。



三、课文中几个实例可以先让学生尝试品味。例如，第一个实例，阅读之前，先让学生想一想，说一说：“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两句话有什么差别？想过说过后，再读朱光潜先生的分析，就更有收获。二、三两个实例，同样可以如此。第二个实例，先读《史记》原句和王若虚改句，想想原句和改句意味有什么不同，哪一句好。第三个实例，先想想“僧推月下门”好，还是“僧敲月下门”好。



四、关于课文内容的启示，可以先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随感而发，最后作一小结。读每个实例，都可以让学生说说“有什么心得体会？”“得到什么启示？”教师摘要板书，在此基础上，最后小结就水到渠成。



五、关于字的联想意义，侧重教读第7段。第6段难点较多，对于学生来说，应用的价值不大，只求大体了解就行。后一部分所说的“套板反应”则是人们的通病，应该作为教读重点，启发学生改变那种不动脑筋、好用陈词滥调的不良习惯。



有关资料



一、作者介绍（尹敏）



朱光潜（1897—1986），现代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笔名孟实、孟石。安徽桐城人。1897年9月19日生。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次年进香港大学，主攻教育学。1922年毕业后，在上海中国公学和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执教，并与匡互生、朱自清、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等人在上海成立立达学园，筹办开明书店和《一般》杂志（后改名《中学生》）。1925年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1929年毕业，转入伦敦大学，同时在法国巴黎大学注册，后又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以论文《悲剧心理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33年秋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并曾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务长、北京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朱光潜一直是北京大学教授，历任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香港大学名誉教授等职。



《文艺心理学》和《诗论》是朱光潜1933年回国以前的代表作。1933年回国之后，在执教之余，继续从事美学和文学研究工作。主要是结合新文学运动的实际，撰写论文和书评，文章分别收入《孟实文抄》（后略作增删，改名为《我与文学及其他》和《谈文学》）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光潜主要从事美学研究工作，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在一系列重大美学理论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成为美学界一个重要流派的代表。此外还致力于翻译西方美学名著，在批判继承美学遗产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他的《西方美学史》，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西方美学历史的著作。



朱光潜的著作，除了上面举述的以外，还有《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变态心理学派别》《变态心理学》《谈修养》《克罗齐哲学述评》《美学批判论文集》《谈美书简》《美学拾穗集》《艺文杂谈》。翻译了柏地耶、哈拉普、柏拉图、克罗齐、黑格尔、莱辛、维柯等人的论著。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第二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二、文学与语文（上）──内容、形式与表现（朱光潜）



从前我看文学作品，摄引注意力的是一般人所说的内容。如果它所写的思想或情境本身引人入胜，我便觉得它好，根本不很注意到它的语言文字如何。反正语文是过河的桥，过了河，桥的好坏就不用管了。近年来我的习惯几已完全改过。一篇文学作品到了手，我第一步就留心它的语文。如果它在这方面有毛病，我对它的情感就冷淡了好些。我并非要求美丽的词藻，存心装饰的文章甚至使我嫌恶；我所要求的是语文的精确妥帖，心里所要说的与手里所写出来的完全一致，不含糊，也不夸张，最适当的字句安排在最适当的位置。那一句话只有那一个说法，稍加增减更动，便不是那么一回事。语文做到这个地步，我对作者便有绝对的信心。从我自己的经验和对于文学作品的观察看来，这种精确妥帖的语文颇不是易事，它需要尖锐的敏感、极端的谨严和极艰苦的挣扎。一般人通常只是得过且过，到大致不差时便不再苛求。他们不了解在文艺方面，差之毫厘往往谬以千里。文艺的功用原在表现，如果写出来的和心里所想说的不一致，那就无异于说谎，失去了表现的意义。一个作家如果不在语文精确妥帖上苛求，他不是根本不了解文学，就是缺乏艺术的良心，肯对他自己不忠实，像我们在下文须详细分析的，语文和思想是息息相关的。一个作家在语文方面既可以苟且敷衍，他对于思想情感的洗炼安排也就一定苟且敷衍。处处都苟且敷衍，他的作品如何能完美？这是我侧重语文的一个看法。



我得到这么一个看法，并不是完全拿科学头脑来看文学，硬要文学和数学一样，二加二必等于四。我细心体会阅读和写作的经验，觉得文学上的讲究大体是语文上的讲究，而语文的最大德性是精确妥帖。文学与数学不同的，依我看来，只有两点：一是心里所想的不同，数学是抽象的理，文学是具体的情境；一是语文的效果不同，数学直述，一字只有一字的意义，不能旁生枝节，文学暗示，一字可以有无穷的含蓄。穷到究竟，这还是因为所想的不同，理有固定的线索，情境是可变化可伸缩的。至于运用语文需要精确妥帖，使所说的恰是所想说的，文学与数学并无二致。



人人都承认文学的功用在表现，不过究竟什么叫做“表现”，用这名词的人大半不深加考究。依一般的看法，表现是以形式表现内容。这话原来不错，但是什么是内容，什么是形式，又是一个纠纷的问题。中国旧有“意内言外”和“意在言先”的说法。照这样看，以“言”表现“意”，“意”就是内容，“言”就是形式。表现就是拿在外在后的“言”来翻译在内在先的“意”。有些人纵然不以为言就是形式，也至少认为形式是属于言的。许多文学理论上的误解都由此生，我们须把它加以谨严的分析。



“意”是情感思想的合称。情感是生理的反应在意识上所生的感觉，自身迷离恍惚，不易捉摸。文艺表现情感，不能空洞地言悲言喜，再加上一些惊叹号，它必须描绘情感所由生的具体情境，比如哈姆雷特的悲哀、彷徨和冲突，在莎翁名剧中是借一些可表演于舞台的言动笔貌表现出来的。这就是说，情感必须化为思想，才可以表现得出。这里所谓“思想”有两种方式。一种运用抽象的概念，一种运用具体的意象。比如说“我打狗”这个思想内容，我们可以用“我”“打”“狗”三个字所指的意义连串起来想，也可以用“我的身体形象”，“打的动作姿态”和“狗被打时的形象”连成一幅图画或一幕戏景来想。前者是概念的思想，后者是意象的思想，就是“想象”。两种都离不开“想”的活动。文艺在大体上用具体情境（所想的象）表现情感，所以“意”是情感饱和的思想。



在未有语文时，原始人类也许很少有抽象的概念，须全用具体的意象去想，几乎一切思想都是想象。这是最生动的想法，也是最笨拙的想法。你试用这种想法想一想“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或是“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其中有许多事物动静，你如何能在一霎时想象遍？运用语文是思想的捷径，一个简短的符号如“三百”“倾”“太华”“界”“带”之类可以代替很笨重的实事实物。既有了语文，我们就逐渐避繁趋简，概念的思想就逐渐代替意象的思想，甚至不易成意象而有意义的事物如“百年”“陇首”之类仍可以为思想对象。到了现在，语文和它所代表的事物已发生了根深蒂固的联想，想到实物时，马上就联想到它的名谓“树”字。在一般人的思想活动中，语文和实事实物常夹杂在一起，时而由实事实物跳到语文，时而由语文跳到实事实物。概念与形象交织成思想的内容。因为心理习惯不同，有人侧重用实事实物去想，有人侧重用语文去想，但是绝对只用一种对象去想的人大概不会有。



语文与思想密切相关，还可以另用一些心理的事实来证明。普通说思想“用脑”，这话实在不很精确。思想须用全身，各种器官在思想时都在活动。你可以猜出一个人在用思想，甚至猜出他在想什么，因为从动作姿态上可以得到一些线索。有些人用思想时，必须身体取某种姿态，作某种活动，如叉腮、抖腿、摇头、定睛、皱眉之类，你如果勉强停止或更动他的活动姿态，就会打断他的思路。在周身中，语言器官的活动对于思想尤为重要。婴儿想到什么就须说什么，成人在自言自语时就是在用思想。有些人看书必须口里念着才行，不念就看不下去。就是“闷着想”，语言器官仍是在活动。默想“三百”，喉舌就须作说“三百”两字的动作，虽然这动作的显著程度随人而异。所以行为派心理学家说：“思想是无声的语言，语言也就是有声的思想。”单从文化演进的过程来看，思想的丰富和语文的丰富常成正比。一般动物思想不如人类，野蛮人思想不如文明人，关键都在语文的有无或贫富。人类文化的进步可以说是字典的逐渐扩大。一个民族的思想类型也往往取决于语文的特性。中国的哲学文学和西方的不同，在我看，有大半由于语文的性质不同。我们所常想的（例如有些伦理观念）西方人根本不想；西方人所常想的（例如有些玄学观念）我们也根本不想，原因就在甲方有那一套语文而乙方没有。所以无论是哲学或文学，由甲国语文翻译到乙国语文，都很难得准确。我们固然很难说，思想和语文究竟谁是因谁是果，但是思想有时决定语言，语言也有时决定思想，这大概不成问题。



从这些事实看，思想是心理活动，它所借以活动的是事物形象和语文（即意象和概念），离开事物形象和语文，思想无所凭借，便无从进行。在为思想所凭借时，语文便夹在思想里，便是“意”的一部分，是在内的，与“意”的其余部分同时进行的。所以我们不能把语文看成在外在后的“形式”，用来“表现”在内在先的特别叫做“内容”的思想。“意在言外”和“意在言先”的说法绝对不能成立。



流俗的表现说大概不外起于两种误解。第一是把写下来的（或说出来的）语文当作在外的“言”，以为思想原无语文，到写或说时，才去另找语文，找得的语文便是思想的表现。其实在写或说之前，所要写要说的已在心中成就，所成就者是连带语文的思想，不是空洞游离的思想。比如我写下一句话，这一句话的意义连同语文组织都已在心中想好，才下笔写。写不过是记录，犹如将声音灌到留声机片，不能算是艺术的创作，更不能算是替已成的思想安一个形式。



第二个误解是起于语文有时确需费力寻求，我们常感觉到心里有话说不出，偶然有一阵感触，觉得大有“诗意”，或是生平有一段经验，仿佛是小说的好材料，只是没有本领把它写成作品。这好像是证明语文是思想以后的事，其实这是幻觉。所谓“有话说不出”，“说不出”因为它根本未成为话，根本没有想清楚。你看一部文学作品，尽管个个字你都熟悉，可是你做不到那样。举一个短例来说：“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哪一个字你不认识，你没有用过？可是你也许终身做不成这么一首好诗。这可以证明你所缺乏的并不是语文，而是运用语文的思想。你根本没有想，或是没有能力想，在你心中飘忽来去的还是一些未成形的混乱的意象和概念，你的虚荣心使你相信它们是“诗意”或是“一部未写的小说”。你必须努力使这些模糊的意象和概念确定化和具体化，所谓确定化和具体化就是“语文化”，“诗意”才能成诗，像是小说材料的东西才能成小说。心里所能想到的原不定全有语文，但是文学须从有限见无限，只能用可以凝定于语文的情感思想来暗示其余。文学的思想不在起飘忽迷离的幻想，而在使情感思想凝定于语言。在这凝定中实质与形式同时成就。



我们写作时还另有一种现象，就是心里似有一个意思，须费力搜索才可找得适当的字句，或是已得到的一个字句还嫌不甚恰当，须费力修改，这也似足证明“意在言先”。其实在寻求字句时，我们并非寻求无意义的字句；字句既有意义，则所寻求的不单是字句而同时是它的意义。寻字句和寻意义是一个完整的心理活动，统名之为思想，其中并无内外先后的分别。比如说王介甫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诗中的“绿”字原来由“到”“过”“入”“满”诸字辗转改过来的。这几个不同的动词代表不同的意境，王介甫要把“过”“满”等字改成“绿”字，是嫌“过”“满”等字的意境不如“绿”字的意境，并非本来想到“绿”字的意境而下一“过”字，后来发现它不恰当，于是再换上一个“绿”字。在他的心中“绿”的意境和“绿”字同时生发，并非先想到“绿”的意境而后另找一个“绿”字来“表现”它。



语文既与思想同时成就，以语文表现思想的说法既不精确，然则“内容”“形式”“表现”之类名词在文艺上究竟有无意义呢？



要明白这问题，我们须进一步分析思想的性质。在文艺创作时，由起念到完成，思想常在生展的过程中，生展的方向是由浅而深，由粗而细，由模糊而明确，由混乱而秩序，这就是说，由无形式到有形式，或是由不完美的形式到完美的形式。起念时常是一阵飘忽的情感，一个条理不甚分明的思想，或是一幅未加剪裁安排的情境。这就是作者所要表现的，它是作品的胚胎，生糙的内容。他从这个起点出发去思想，内容跟着形式，意念跟着语文，时常在变动，在伸展。在未完成时，思想常是一种动态，一种倾向，一种摸索。它好比照相调配距离和度数，逐渐使所要照的人物形象投在最适合的焦点上。这种工作自然要靠技巧。老手一摆就摆在最适合的距离和角度上，初学有时须再三移动，再三尝试，才调配得好。文艺所要调配的距离角度同时是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语文，并非先把思想调配停当，再费一番手续去调配语文。一切调配妥帖了，内容与形式就已同时成就，内容就已在形式中表现出来。谈文艺的内容形式，必须以已完成的作品为凭。在未完成之前，内容和形式都可以几经变更；完成的内容和形式大半与最初所想的出入很大。在完成的作品中，内容如人体，形式如人形，无体不成形，无形不成体，内容与形式不能分开，犹如体与形不能分开。形式未成就时，内容也就没有完全成就；内容完全成就，就等于说，它有了形式；也就等于说，它被表现了。所谓“表现”就是艺术的完成；所谓“内容”就是作品里面所说的话；所谓“形式”就是那话说出来的方式。这里所谓“话”指作者心中想着要说的，是思想情感语文的化合体，先在心中成就，然后用笔记录下来。



作品无论好坏，都有一个形式，通常所谓“无形式（formlessness）”还是一种形式。坏作品的形式好比残废人的形貌，丑恶不全；好作品的形式好比健全人，体格生得齐全匀称，精神饱满。批评作品的形式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为完整的有机体。有机体的特征有两个：一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有头有尾有中段，一是全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互相联络照应，变更任何一部分，其余都必同时受牵动。



这标准直接应用到语文，间接应用到思想。我们读者不能直接看到在作者心中活动的思想，只能间接从他写下来的语文窥透他的思想。这写下来的语文可以为凭，因为这原来就是作者所凭借以思想的，和他写作时整个心灵活动打成一片。思想是实体，语文是投影。语文有了完整的形式，思想决不会零落错乱；语文精妙，思想也决不会粗陋。明白这一点，就明白文学上的讲究何以大体是语文上的讲究，也就明白许多流行的关于内容与形式的辩论──例如“形式重要抑内容重要？”“形式决定内容，抑内容决定形式？”之类──大半缺乏哲理的根据。



（选自《论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